許多人都在看川普與澤倫斯基吵架。現代網路,現場直播,完完整整,瞬間傳播到世界各地。有人瞠目結舌,有人搖頭嘆息,有人捶胸頓足。都在關心,表情卻各異。
也有人靜觀因果,不言不語。
我們好像關心世界,也許,我們只是關心自己。
關心自己心裡那個小小的自我。
小小的自我,瞠目結舌,或搖頭嘆息,或捶胸頓足,或不言不語,都對世界大事無一點影響。
統治者的粗鄙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們幻想過世界會有品格高貴的統治者嗎?
我正在讀郭松棻的《落九花》。很懷念這位一面之緣的書寫者,他卻已逝世多年。
松棻逝世後,還見過幾次他的妻子李渝。她知道我喜愛松棻的書寫。但是我們見面,無一句談及松棻。
2009、2011,李渝陪伴聶華苓回亞洲,我們有許多時間在一起,在台北有一連串活動,也一起去了吉隆坡。
李渝大學時選修華苓的創作課程,啟發了她最初的寫作。她因此和聶老師很親,一路細心照顧。
那兩次,我都陪伴。旅途中,看得出李渝的落寞,然而她是好強的個性,不輕易表現哀傷。自己的愛失落了,哀傷也許轉換成對「聶老師」親如兒女般的呵護照料。
從台北,到吉隆坡,華文世界,總是熱熱鬧鬧。李渝是天性樂觀活潑的人,有說有笑。2014年五月,傳來她在紐約寓所上吊自盡的事。
一個朋友感嘆說:「還是過不了這一關。」
李渝與松棻感情至深,是師生,是夫妻,是保釣運動時的同志,也是孤獨落寞幻滅時,可以相對無言卻無以取代的陪伴吧……
我忽然想起松棻在紐約的書房,暈黃的燈光,很安靜的午後至黃昏,不知不覺,天色就暗了下來。
《落九花》裡〈月印〉一篇,是八○年代就讀過的,讀過很多次,這次重讀,又想起松棻的書房,以及異鄉繁華裡說不出的荒涼。
〈月印〉安靜說著台灣的故事,有一種情感,這麼深,卻總是無言。
〈月印〉,幾乎是一部台灣史吧。哀傷、委屈,如何書寫者可以如此平靜,沒有一點囂張聳動的煽情。
「十月,戰爭終於來了。
天上的飛機俯衝下來,一隻隻從屋頂上掠過去。
響了解除警報後以後,發現高射砲台被炸了。
不久,B-29出現在台北的上空。高高飛在雲端裡的機群震撼著屋裡的每一片玻璃窗。
聽說中學生都要入伍了。」
松棻生在1938年,戰爭結束,他五歲。
他的書寫像無聲的默片,美軍飛機轟炸的台北,也是無聲的。
編輯《台灣新文藝》的佐良先生,讀著台北一中學生鐵敏的獨幕劇〈奔雲〉。忽然從藤椅裡坐了起來:「認識認識這個〈奔雲〉的作者吧?」
然而下面是佐良先生從阿里山回來,接到台灣總督府的撤職令。
「先生被迫離開台灣,已是幾天之內的事。」
書寫者平靜說著戰爭期間賙濟台灣作曲家的北村孝志,北村孝志服務於台灣總督府的「南方作戰研究部」。
戰爭結束了嗎?
「離開台灣的前一天,這個人突然自殺在自己的寓所。」
「這位著名的《熱帶作戰方法論》的作者,整裝端坐客廳,手裡抱著一把中國胡琴。在客人(台灣作曲家)甫到的那一瞬間,盤腿端坐的身子,徐徐向前倒下。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就倒死在蒲團上。」
「佐良先生離開台灣之前,鐵敏從先生家抱回來兩大捆書。」
佐良去了北海道鄉下,種田,實踐他的托爾斯泰主義。
鐵敏罹患肺結核,治療他的蔡醫生,看診完畢,在玄關穿鞋,就會興奮說起「托爾斯泰主義」……
「活到八十二歲的高齡,對生活還感到是一團謎,困惑不解,鬱鬱不樂,最後離家出走,客死嚴冬的小火車站……」
那個車站叫「阿斯塔波瓦車站」。
〈月印〉裡的佐良春彥、北村孝志、蔡醫生、鐵敏,心裡都有一個「阿斯塔波瓦車站」吧……
那兩捆書許多本在談「阿斯塔波瓦車站」,有一天,因為害怕吧,鐵敏天真的妻子文惠,把書送到新政權的派出所。
「阿斯塔波瓦車站」,那也是松棻所嚮往的「阿斯塔波瓦車站」嗎?
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小小火車站,在嚴寒北國的荒原,許多白樺樹林。老人倒下去,死去,沒有人知道這是誰?活著時夢想過什麼?
釣魚台運動是上個世紀七○前後的事,很激昂,連松棻這樣安靜的人也攪進去。
時代潮流,漩渦澎湃,個人很少不被波及。
我在紐約見到松棻是1981年深秋。
愛荷華寫作計畫,安排一系列活動,在哥大的演講、討論會,見到許多保釣運動轟轟烈烈傳聞中的人物……
文革結束,一度信仰的激昂轉變成幻滅。
幻滅也可以很激昂,變成怨恨、詛咒。
在熱鬧的活動中,總是看不到郭松棻。
我忽然想起松棻父親郭雪湖畫的一張〈圓山附近〉,用膠彩礦石顏料,許多綠松石或孔雀藍,藍綠的層次閃耀著光,慢慢堆疊出台北基隆河畔的圓山。
我從小在圓山附近玩耍,沿著基隆河岸上溯,走到圓山鐵橋下玩耍,有時會聽到動物園獅子或老虎的吼叫。
啊,沒有想到,圓山這麼美。
「從小在圓山附近玩,不知道圓山這麼美。」
在松棻的書房,我們這樣開始聊天。
李渝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也許她習慣讓松棻獨處?
「我的小學是大龍國小,沒有游泳池。體育課教游泳,就列隊走到太平國小。好像也去過永樂國小。」
松棻笑起來,他是大稻埕長大的,我不確定他是讀太平國小,還是永樂國小?
大龍峒的小朋友都喜歡去大稻埕,看許多殷實的商家,許多店鋪招牌,商家有時會舉辦賑災,舉辦一些為貧困者募款的活動,那就是雪湖先生〈南街殷賑〉那張畫的背景吧……霞海城隍廟,迪化街高高的商戶門面,高高的商店招牌,可以細讀每一塊商家招牌漢字的書寫。
大龍峒的小孩,有四十四坎的商業街市,但是到了大稻埕,看到更大的繁華,還是無比欽慕。
大龍峒在河流下游,偏遠一點。基隆河自東而西,在這裡匯入淡水河。
從大龍峒往東北走,十分鐘就到圓山。有淡水支線火車經過,小朋友喜歡追逐火車,計算火車到來的時間,快步走鐵軌,鐵軌跨過基隆河,走過去就是劍潭。
「雪湖先生〈圓山附近〉畫裡,左側的鐵橋,是兒時記憶。」
松棻又笑起來:「大稻埕的孩子,不太來大龍峒吧……橋下有一所磚窯場,河岸邊好多螃蟹。」
我們在書房裡談著大稻埕、大龍峒,談著雪湖先生的畫。兩個離故鄉很遠的人談著故鄉。
「陳映真好嗎?」松棻忽然問我。
「好嗎?」我斟酌著,沒有回答。松棻知道,映真先生是我中學的老師,也是我尊敬的文學書寫者。但是,也許我很難替另外一個人回答「好」或「不好」。
人的生命,有可以截然一分為二的「好」或「不好」嗎?
松棻也覺得他問得唐突嗎?
他自己也斟酌著自己的「好」與「不好」嗎?
回頭看自己青年時的信仰,可能是同一個信仰,一個走向海外的保釣運動,另一個走向白色恐怖的牢獄。
保釣運動後,各人有各自不同的選擇;牢獄歸來,同案的羈押者,也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選擇。
我們以為是終點的,往往是另一個起點。那是東方長久以來相信的因果嗎?
「因」是「種子」,「果」是「果實」。
種子裡已經潛藏著果實,果實不是終點,果實裡包含著下一個「因」,下一個種子。
因果牽連,其實很清楚,但是粗鄙急躁,就看不清因果。
阿斯塔波瓦車站,倒下一個老人,一個想放棄貴族爵位的老人,一個想放棄世襲土地和農奴的老人。
那個車站是他的終點。
然而,阿斯塔波瓦車站,是許許多多後來者的起點。是北村孝志的起點,是佐良春彥的起點,是蔡醫生、楊大姊、林鐵敏的起點。(也是他們的終點?)
松棻身上,有著和映真先生相似的品質。他們幾乎同年出生,一個在新竹,一個在大稻埕;一個父親是成就非凡的畫家,一個父親是小鎮牧師。
我數次見到映真先生的父親,親炙那種難以言喻的日治時代台灣菁英知識者的優雅。他們好學,求真理,努力從繪畫或福音書裡找到自己一生服膺的信仰,美,善良,寬厚待人。他們在殖民統治的卑屈裡,淬鍊了人性的高貴品質。
在映真先生的婚禮上,聽到年邁父親的致詞,那是非常美麗的日語委婉轉譯成「國語」的音韻。如同福音書的《雅歌》,如同佛經裡重複的「善男子」「善女人」,不疾不徐,那樣大度從容,使我瞬間懂了映真先生的文體,也懂了松棻的文體,都像詩一樣的優美。
一次和林文月老師見面,她告訴我整理父親和劉吶鷗先生信件時,「漢語、日語交錯,彷彿聽到一個時代的聲音……」
那是日語漢語在台灣知識菁英身上深深烙印的美學品質吧。
看來委婉溫柔,卻對抗著統治者最粗鄙的語言,對抗著統治者最殘暴無人性的壓迫與屠殺。
然而,此後,粗鄙者繼續粗鄙,忽然想起松棻的〈月印〉,想起北村孝志懷抱胡琴仆倒在寓所的死亡。
〈月印〉裡突兀的一個角色是派出所所長。所長不知道要在玄關脫鞋,「他把皮鞋穿上榻榻米上來」。
第一次看〈月印〉,覺得松棻詩意的文體忽然被打斷了。一種粗鄙漫畫式的噪音,讓北村孝志倒下時優雅的身影被擾亂了。
所長談著查禁的「紅書」,談著教堂閣樓私設的電台,他的語言和「皮鞋穿上榻榻米」一樣粗鄙。
所長是統治者支使的鷹犬,黨的鷹犬。
統治者的粗鄙,要有很多粗鄙的幫腔,才能為所欲為,所長的粗鄙只是眾多粗鄙擁護者小小一個個案吧……
希特勒如何一個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呢?
那些日日在希特勒周邊舉手致敬歡呼的人,是否也熱烈相信自己為信仰赴湯蹈火?
松棻一定親眼所見,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代最優秀的知識菁英,每一日要接受最粗鄙的紅衛兵的辱罵。
他們,戴著高高的紙帽子,上面大字書寫「牛、鬼、蛇、神」。
知識菁英一時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式,在辱罵凌虐中死去,回望粗鄙的統治者,和統治者身邊粗鄙的幫手,在遙遠的夢想的阿斯塔波瓦車站,慘然一笑。
重讀〈月印〉,懷念松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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