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疫情趨緩，我國經濟卻遭遇逆風。景氣燈號連三藍，還是自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分，出口連四黑、工業生產指數連六黑、製造業景氣燈號連四藍等，都印證了景氣正邁向國發會指出的4月谷底。儘管如此，就業市場卻呈現出全然不同的面貌，2月的失業率3.53% 創下23年新低，缺工潮逐漸擴大。根據報導，企業積極赴各大學就業博覽會搶人，不但調薪，還提供更好的勞動條件，無論藍領白領，疫後大缺工問題正在湧現。
若說缺工現象始於疫後內需服務業復甦帶來的勞動需求，一如先前旅宿業疾呼開放移工的情形，則缺工問題將更令人憂心。一旦景氣走出國發會預估的4月谷底，出口如預期般在下半年復甦、製造業回溫擴張，可以想像缺工問題將更為擴大。此外，低失業率也源於近年來大量台商回台投資所帶來的勞動需求，一旦景氣復甦，爆發性的勞動需求勢將助長缺工情況。台灣是否還要慣性地引進更多外籍移工而導致對移工更大的依賴，將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另一方面，勞動需求擴大、低失業率所應導致的薪資提升倒是未曾明顯出現。這可由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不到3% 就足以使實質薪資衰退得到證明。值得注意的是，當低薪問題因通貨膨脹而讓人民愈來愈有惡感時，勿忘當初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擴大勞動需求，進而帶動薪資成長，只是如今看來，成效實不明顯。
面對日趨嚴重的缺工問題，必須檢視經濟結構來尋求解方。許多人認為少子化是缺工問題的根源，雖然這可能是原因之一，卻不必然正確。台灣現有160多萬家企業，若以總人口來看，平均約14人就有一家企業；若以在中小企業就業的800多萬勞工來看，平均每一企業的受僱者僅約五人，顯示企業與雇主密度之高，在全球恐名列前茅。當一個社會的特質是想當雇主而非受僱者的比例很高時，缺工問題當然容易浮現，也非減輕少子化問題就可解決之事。
法律或政府並沒有規定人民必須當雇主或受僱者，一切依市場而定。經濟的邏輯是，當受僱者薪資因缺工等因素而提高時，那些難以獲利的雇主將會轉換成為可獲得較高報酬的受僱者。只要這樣的轉換管道暢通，一來就業市場可透過薪資價格機能將人力供需做最妥適的配置，不會有缺工問題，二來市場可以汰弱留強，只留下有競爭力的企業，也更能支付高薪資。這樣美好而簡單的機制，其實只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然而，遇到民粹政治時，一切簡單、美好就會變得複雜無比。
面對科技與經濟環境的劇變，產業的興衰交替、企業的興廢重生本是常態。但是在台灣，非但銀行大到不能倒，企業再小、再沒競爭力也不能倒，否則就是執政無能，於是會有雨露均霑式的紓困、補貼企業基本工資、違章工廠就地合法、各種租稅優惠等諸多偏益雇主的政策，也無怪乎台灣的雇主比例會如此之高，只要有點能力，人人想當雇主，接收政府的關愛。這些政策堵住了雇主與受僱者流動的管道，不但缺工問題難免，也豢養出許多無法也無意願支付較高薪資的企業，導致缺工與低薪雙重惡況並存。政府過多但不當的政策只是治絲益棼，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讓問題惡化，如果最終又要引進更多移工，則非但無益於產業轉型升級，也將削弱台灣的經濟韌性。
缺蛋危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教訓。若要滿足民眾不但希望要有蛋，還得價格平穩的要求，恐怕連集權國家的政府都無法做到。作為信奉自由經濟的國家與政府，必須告誡自己，手不應伸入市場太多，也必須與民眾溝通，莫讓經濟理盲引導政策，因為通常不會有更好的結果。想要有不缺工又不低薪的經濟，適度放手、讓市場運作，才是事半功倍的最佳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