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四重奏》意外成為暢銷書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在《文學評論》雜誌中，我第一次讀到艾略特的名字。當時，我是個「黑崽子」，躲在窗簾後，膽顫心驚地讀著關於這樣一位西方現代主義詩人的文字；窗外，延伸著發高燒似的黯紅天際，敲鑼打鼓的歡慶聲、批判聲直沖雲霄。那些日子裡，像艾略特這樣獲諾貝爾獎的西方詩人，接受無產階級的批判其實習以為常，儘管中國讀者無法讀到他的任何詩作。那篇評論中引用的艾略特詩行，因此讓我大吃一驚。我的小學、中學課本都是講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一本名為《紅旗歌謠》的詩集不知讀了多少遍。我不禁納悶，外面的讀者讀艾略特詩歌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在圍繞著我的「長城」中似乎出現了縫隙，露出了一抹慘白的天空，「像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術檯上。」
1976年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起步，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碩士研究生。當時必須修的課本中仍有一本是蘇聯學者編纂的英美文學史，其中關於艾略特的論述頗像來自那本《文學評論》的回聲。幸運的是，我導師卞之琳先生自己在三十年代也譯過艾略特，同意了我的碩士論文題目：《艾略特早期詩中的個人化與非個人化》。作為論文的附錄，我同時開始翻他的詩，接著又擴展成一本詩歌翻譯集子，《四個四重奏》，由灕江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收入了他全部的重要詩篇。
這本翻譯詩集卻意外地成了暢銷書，初版後很快重印了五六次。我十分驚訝地讀到，一對年輕的戀人特意做出安排，給裝在黃魚車中的嫁妝上放了本《四個四重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招搖過市。這樣做據說是時髦的、是現代主義的。不過，《四個四重奏》一夜間走紅，首先是因為開放初始，中國讀者對先前未曾接觸到的現代主義作品產生了強烈興趣，同時也多少有一些陰錯陽差的因素在內。據說當時有一個私底下流行的觀點，要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首先要對現代主義有深入、透徹的理解。艾略特詩歌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儘管其反諷意味，也沒有太多人注目——讓人想到他在〈南茜表妹〉中寫到的現代性與時髦性混雜，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幫助青年詩人在改革開放浪潮中，找到不同的表達方式和感性
且不提艾略特對中國三四十年代的現代派詩人的影響，人們對此已做了不少研究。對八十年代一些青年詩人來說，艾略特的詩也幫助了他們，在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浪潮中，找到自己不同於先前詩歌的表達方式和感性——朦朧詩的標籤或許過於簡單，只能說是約定俗成吧。有意思的是，早在「玄學派詩人」一文中，艾略特就這樣論述到，「當詩人頭腦為工作完美地配備齊全了，它就在不停地把不同的經驗在詩中匯合起來……生活在現代文明中的詩人因此只能是晦澀、難懂的。」朦朧詩在中國的出現不難理解，儘管用艾略特的標準來看，這些「遠方」詩人的朦朧還遠遠不夠。
對我來說，那篇碩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的學習、思考，讓我看到了詩學的新地平線。在國內那一時期的詩歌寫作、詩歌理論中，「個人化」一詞是貶義的，幾乎都不能提，「非個人化」於是也根本無從談起。在艾略特的詩歌批評理論中，個人化與非個人化其實並不構成矛盾，相反，這構成了現代主義詩歌的一種張力。把生活中的人與創造中的頭腦分離開來，讓個人化的經驗轉化成非個人化的，這樣，詩就能對所有的讀者說話，使他們在詩的意境中發現共同的、普世性的意義和感受。
▌「陳探長」經常引用艾略特的詩行
1988年，我獲福特基金獎，選在聖路易斯市華盛頓大學作一年的訪問研究。這是艾略特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祖父創建的大學，我計畫在那裡做研究、收集資料，準備回國後寫本艾略特的批評傳記。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許多意想不到的因素湊在一起，我就只能留在這個大學讀比較文學博士，接著開始用英文創作小說了。
所謂一啄一飲，我陳探長系列小說中的主人公，成了正直卻又帶書生氣的警官，為伸張自己心目中的公平正義，跌跌撞撞地堅持前行；在一個又一個案件中，他經常引用艾略特的詩行，這讓他的探案工作增添了複雜的人性、感性視角。（順提一句，「荒原」的原名是「他用不同的聲音出演員警」；艾略特本人也說過，他特別喜歡法國作家喬治□西蒙農的麥格雷探長小說。）陳探長系列中第四本小說的案情，讓他感受到個人化卻又具存在主義感覺的「噁心」，他於是模仿艾略特〈普魯弗洛克的情歌〉的戲劇性內心獨白寫了一首詩。「……我的領結緊緊固定，／我的鱷魚皮鞋錚錚閃亮。／（可他們會想，『他膚色多黃！』）我引用莎士比亞、馬弗爾、多恩，／他們會有什麼樣反應？／一句話，我說不準。／（但他們私下說，『他口音多重！』）……」在這系列的第十四本小說中，陳被解除了探長職務，卻依舊不肯放棄自己繼續探案的努力；他於是動筆寫一本有關魚玄機謀殺案的狄公案小說——作為他私底下繼續工作的掩護。還多少有點像艾略特在〈燃燒的諾頓〉中所寫的那樣，「就像一只靜止的中國花瓶／始終在靜止中運動。」與此同時，把中國古代的與現代的探案疊加在一起，恰恰也是在艾略特的影響下，把過去與現在並置、對照，從而促成詩境界的多維度呈現。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我有機會在世界各地參加文學節與書刊宣傳、簽售活動，與講著各種不同的語言讀者們進行交流。其中時常會問起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艾略特對陳探長，也對今天全球的讀者來說，仍是那麼重要？」
一個法國讀者帶著香檳酒，還有英法雙語版的艾略特詩集，在聖馬婁文學節臨時搭起的帳篷裡，用兩種語言抑揚頓挫地念著詩行，探討在詩與譯詩中融合起不同語言感性的可能性。挪威的出版社的主編，與我反覆琢磨，艾略特詩歌的內在音樂性怎樣讓歌舞劇《貓》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也為我拍桌嘆息，那買下艾略特聖路易斯故居的機會，竟然與我擦肩而過）。一位荷蘭的導演（Chris Teerink），今年年中飛來聖路易斯，為他拍攝中的艾略特紀錄片採訪我。他提到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翻譯處理《荒原》中頻繁的互文性用典？作為一種解釋，我提到了中國古典詩詞互文性用典其實用得更多，有時甚至是一行一典故。在詩歌翻譯中，正是要考慮到目的語言文本的讀者接受、理解的審美過程，通過不同語言的感性融合，讓譯詩讀起來也是詩。對艾略特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語言詩歌中的感性，有時甚至是直接把另外語言嵌入詩中，荷蘭導演也十分贊同，要在攝製過程中展示這點，並繼續一起探討下去。
▌關於艾略特詩歌的意義
關於艾略特詩歌的意義，讀者與批評者自然會從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解答，但艾略特的《荒原》，許多人卻是至今都未能從中走出。「這裡沒水只有岩石／岩石，沒有水，只有一條沙路／ 在群山中蜿蜒而上……」 就我自己而言，艾略特在諾貝爾授獎宴會作的答詞，對我的寫作、翻譯、研究，始終帶來不可或缺的啟示。
「當語言構成障礙，詩歌本身就給了我們理由，要怎樣努力去克服這一障礙。欣賞、閱讀屬於另外一種語言的詩，意味著怎樣欣賞、理解那些講這一語言的人民的過程。我們不可能由其他的途徑獲得這種理解……歐洲的『詩歌』一詞是有意義的，全世界的『詩歌』也同樣如此。」
或許，這篇短文讀上去不太像是艾略特專家們長篇累牘地寫的，可至少是一篇證詞：從一個自己譯詩也寫詩的作者的角度——在艾略特的影響下，最初用中文，然後用英文譯寫——證實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讀艾略特。他詩歌的意義不僅僅對中國讀者，更對世界各地的讀者都依然存在，甚至更有迫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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