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憶起當年為何選擇精神科，台北醫學大學畢業的黃名琪笑著說：「在那個年代，只要成績到，第一志願多半是選擇醫科。」但真正讓她決定走上精神科之路的關鍵，是大學時期參與「綠十字服務隊」的經歷。 在大四擔任綠十字服務隊隊長時，黃名琪發現許多偏鄉老人家雖然身體檢查都正常，卻總是唉聲嘆氣、訴說各種身體不適。記得學長曾提醒她，這些可能不單純是身體疾病，而是心理困擾；當時，她認為：「精神科是一個比較能夠接觸人文的科學，應該蠻有趣的。」 直到進入臨床後，黃名琪才對精神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當時想像的人文，是文青的概念。」她坦言，「後來發現精神科講求的是『生物-心理-社會』 （Biopsychosocial）模式，醫師必須全面考量個案的家庭背景、成長經驗、社會環境的影響。畢竟，每個人背後都有很多暗潮洶湧的故事，一同造就了現在的困擾。」 走進成癮治療，因為「不太有人想要從事」而堅持超過20年 在精神醫學路上，黃名琪最初曾從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起步，在大約四、五年之後，因為醫院需要有人承擔成癮治療的重任，於是接下這份任務。「當年成癮是一個很新且很挑戰的領域，我覺得很有趣。」她說，「但坦白說，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不太容易找到人願意走這條路。」 成癮治療為何乏人問津？黃名琪解釋，一方面是這個領域剛起步，經驗不足； 另一方面，成癮病患的治療困難度高、較高機率合併人格問題（特別是反社會人格）、復發率高，加上社會對成癮者存在嚴重的負面標籤，讓許多醫師卻步。「醫院通常會找比較年輕的醫師來做這份工作。」她說，「當時的我，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接下了這個任務。」 這一走，就是20年。黃名琪笑稱：「可能因為困難性比較高，大家都傾向選擇其他領域。」正是這份堅持，讓她成為台灣成癮醫學領域的重要推手。 在臨床上，黃名琪經手過無數個案。她舉例，曾有一位事業成功的鉅富，因長期情緒困擾開始飲酒，背後卻是從小承受父母的高度期待、求學過程的挫折，以及走上父母不贊成的創業之路後，不斷面對自己的壓力。「那個過程讓他在個性上發展成有過度自我要求的特質，生活的並不快樂，很辛苦。」黃名琪說。 另一位個案則是從小在家暴環境長大，因父親酗酒而挺身保護母親，與母親關係極為緊密。母親過世後出現嚴重哀慟反應，進而使用非法物質。「在治療過程中，我們不只針對物質使用，更要了解整個生命故事，找到正向力量。」她強調。 戒斷不難，維持才是關鍵 對於成癮，一般人最關心的是：「我們怎麼知道自己上癮了？」黃名琪解釋，成癮物質可分為「硬性物質」（hard drug）和「軟性物質」（soft drug）。硬性物質成癮速度快，而酒精、安眠藥等軟性物質則是在不知不覺中慢慢形成習慣。 「對於軟性物質，通常旁人發現的時候已經是中後期了，」她說，「醫學界現在努力思考，有沒有一個好的自我察覺量表，讓大眾在早期就能察覺自己走在成癮的路徑上。」她比喻，就像癌症分期，第一、二期介入的效果遠比第四期好。 許多人認為「戒斷」最困難，黃名琪卻有不同看法：「戒斷在目前的醫藥發展中並沒有那麼困難，戒斷之後要持續停用，不再復發，這才是挑戰。」她指出，目前治療分為兩大類：藥物治療（抗癮藥物）和非藥物治療（心理治療技巧、生活減壓平衡），兩者缺一不可。 「成癮治療不只是戒掉物質，更重要的是重建生活、修復關係、找回自我價值。」黃名琪強調，「這是一個長期的復原歷程，需要病人、家屬、醫療團隊共同努力。」這也是為什麼她始終堅持，成癮不該被視為道德問題，而應被理解為需要專業協助的健康議題。 誓言打破精神科汙名化 前年3月，黃名琪接任松德院區院長重任，她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去汙名化」。「如果我們醫師自己都不能接受『精神科』這三個字，大眾會怎麼想我們？」她語氣堅定。 她強調，在衛生福利部所現有的23個（未來可能25個）專科中，並沒有「身心科」，正式名稱就是「精神科」。精神科的病患型態是以焦慮、憂鬱、失眠、成癮、青少年情緒困擾（如自閉症、過動症）、失智症等等為主，其次是精神病等。「如果連醫療人員自己都不太能接授『精神科』三個字，又如何期待社會大眾能坦然接受？」 黃名琪認為，唯有從醫療專業開始，勇於使用正確的科別名稱，才能逐步消除社會對精神疾病的誤解與恐懼。 「憂鬱症不會選人，」黃名琪說，「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不會選人一樣。很多成功的人都一樣會有情緒困擾。我們應該以對待慢性病的態度來看待精神科問題。」只有去除汙名，大家才願意及早求醫，不會總是拖到最後，在失去生命的瞬間，旁人只能錯愕。 除了去汙名化，黃名琪也積極推動醫院在多個面向的發展。例如，在治療品質方面，期許能與國際標準齊平，提供病人最好的治療選擇；而面對AI時代來臨，更主張要擁抱數位精神醫學的趨勢，但同時也必須嚴守倫理法規的界線。「目前美國只有一半是純面對面診療，四分之一已經全數位，另外四分之一是混合模式，」她說，「這個趨勢無法抵抗，我們要思考如何在數位轉型中保護使用者與醫療提供者的安全。」 此外，從預防醫學角度，黃名琪特別重視早期發現與介入的概念。醫院已陸續展開針對精神疾病、躁鬱症、失智症等的早期偵測計畫，「就像癌症分期，越早介入效果越好，」她比喻。而配合新修正的精神衛生法，更進一步推動社區化照護，以建構社會安全網，讓個案能在社區獲得足夠的支持，而非集中機構收治。 身為專科教學醫院的院長，黃名琪更深知教學與研究的重要性。松德院區每年接收超過600位各類科系的實習學生，比員工人數還多。「研究帶來教學的長進，教學才能帶來服務的精進。」她引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理念，強調這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呼籲年輕世代培養「韌力」，而非逃避壓力 提及目前醫療人力短缺困境，黃名琪語重心長。「和過往比較起來，現在的年輕世代比較不會在訓練之後，選擇留在醫院工作，照顧住院病人，」她說，「這十年來，多數醫院都有缺人問題。」她觀察到的是整個社會氛圍逐漸走向追求較高的生活品質，但這對整體的國際競爭力並不是好消息。「我們不能只跟自己比較，要從國際角度看我們的競爭力。」 除此，黃名琪更擔心的是「韌力」（Resilience）的培養。「應該將壓力視為自己的好朋友。」她強調，「從精神醫學來講，一般人所說的壓力大，是指我們反應能力的結果，這種抗壓、抗挫折的韌力應該從小學習。」 過去，大家習慣強調「韌性」，但她認為「韌性」應該修正成「韌力」。「Resilience代表一個人在挫折中的能力會越來越強，是力量，不是性質。」她以戰火或窮困中成長的孩子為例：「他們的韌力在經歷過挫折，會隨而增加。」 研究指出，有三分之二的人一輩子都有某種創傷經驗。黃名琪分享研究數據，「但其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會產生問題，四分之三都能成長、歷練、淬鍊。所以，不是每一個人有創傷就會出事。」 她以歐洲湖邊步道為例：「那些木板步道旁邊都沒有扶手，走在上面，稍不注意隨時可能跌落，但這就是隱含『你自己要負責自己踏出的每一步，即使跌倒了，要自己站起來』。反觀台灣，湖旁步道一定很多欄杆，有時候會遮蔽了湖光山色。」這是文化差異，「我們太怕傷害，而難免有過多的保護措施，但事實上，應該是要學會如何判斷危機，以及『如何從傷害中站起來』。」 維持身心的平衡之道 身為精神科院長，黃名琪又是如何為自己減壓？「運動和閱讀是很重要的習慣。」她說，「每週大概運動數天，前前後後一個小時。跑步、重訓、飛輪課、舞蹈課、打打網球都有。」其次，睡眠管理也很關鍵。「褪黑激素會在晚上九點開始達到高峰，所以一定要在十點到十一點間睡覺。」她認為，依著日夜週期才比較好。 飲食方面，倒是很隨性，她笑說：「我都很隨意，能吃就是福。」但強調，重點是：時間要留給自己，包括吃飯的時間、睡覺的時間、運動的時間，「一定要維持」。她提及自己也很重視曬太陽。尤其，國人的體內維他命D含量在全球是後段班，尤其是女性，我們從小被教導不要曬日頭，降低了維他命D的攝取。她建議，要容許自己足夠的曬太陽時間。 面對挫折時，黃名琪則選擇運動、閱讀、音樂、與好友討論，同時理性思考系統性問題，而非單純自責。「有peer（同儕）的支持很重要。」她說。 擁抱精神科，培養下一代的韌力 訪談最後，黃名琪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應該在協助孩子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訓練他們的韌力。稍微有點壓力是好的。壓力是我們的好朋友，重點是要訓練自己的反應壓力的能力。」 她期待，無論是精神科的去汙名化、數位轉型、發展智慧或精準醫療、社區照護網絡，或是培養下一代的抗壓韌力，都需要整個社會一起努力。「照顧弱勢是精神科的初心，」她說，「我們要關注國家脈動，與社會連結，不能孤立。」 在這個舒適成長的時代，黃名琪提醒：壓力不是敵人，學會與壓力共處、從挫折中成長，才是真正的身心健康之道。或許，這就是精神科醫師最想傳達給社會的訊息：不逃避、不自憐，而是勇敢站起來，讓自己變得更強。 【完整內容請見《常春月刊》515期；訂閱《常春月刊電子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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