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間，從中美貿易戰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再到俄烏戰爭的爆發，全球經濟備受衝擊，也引發各界對全球化走向的討論。一九九○年代以來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全球分工、開放合作的全球化是否遠離？當全球化遇上地緣政治，會有哪些變與不變？面對此課題，人們隨其所處位置不同，所畫的重點不同，所看到的答案也不同。
第一種觀點強調的是，由地緣政治、經濟安全、國家保護主義取而代之的去全球化，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是此看法的代表。張忠謀以半導體業之例，歎全球化之死。張氏認為該重新定義全球化，而現今的全球化是「在不傷害本國國安、不傷害現在或未來的科技領先條件下，允許本國企業及同盟國企業在國外牟利，也允許外國產品與服務進入本國」。按此定義，他指出至今尚能全球化的產業已相當有限，國防、科技等相關產品皆已不再此列。「這還能稱為全球化嗎？」張忠謀如此直問。位處中美角力風尖浪頭、身為半導體製造重鎮的台灣政府與代表性企業，對此問題有此看法，自當不難理解。
第二類觀點則著眼於捕捉全球化的變形。此類觀察看到的是，無論是地緣政治或疫情，的確使各國更看重國家安全。全球化變形、但未死。原訴求自由分工的傳統全球化，轉化出各種不同的分工型態，以兼顧比較利益與經濟安全。包括取道第三國的中國+1、強調友岸外包的弱全球主義或貿易集群、強調近岸外包的區域化等，都是可能的新型態。
以供應鏈的重組與適應為例，二○一八年美中貿易戰至今，雖然全球供應鏈被迫重組，中國出口在美國市場分額顯著下降，但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多個不同組織的資料皆顯示，全球貨貿量在幾年的波動之後，皆已呈現回升之勢。此外，中國在全球出口所占的比重不降反升，特別是與東南亞、印度和拉丁美洲地區國家之間。此現象反映全球供應鏈的靈活性和多元化，與市場的調整能力。再以資本流動為例，全球化資本並沒有退潮；大量資本從中國及香港移出，轉投資於各國，特別是合規的科技領域、ＥＳＧ與綠色經濟企業。除了中國及香港之外，全球股市屢創新高。
第三類觀點看到的是，全球化的持續發展。此類看法認為，雖然在政治力的主導下，全球化秩序受衝擊的現象廣受關注，但市場的創新力也不可忽略。地緣政治影響下的全球化或許變形以因應去中、去俄的要求，但新的全球市場、合作方式與合作領域未曾停止增生。數位貿易是最明顯的代表案例，在新冠疫情、供應鏈重構的不穩定期間，全球數位服務反而強勁增長。且隨著平台技術愈加成熟，跨境數位服務貿易更加蓬勃發展，其於全球經濟產值中的占比持續攀升，至二○二一年已占全球ＧＤＰ的四分之一。同時，隨著通訊科技、翻譯軟體日益成熟，數位服務貿易也快速走向全球分工，舉凡諮詢、設計、會計、行政、數位產品製作等，諸多中間產品大量分工轉包到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由此不僅可見數位經濟在未來全球貿易結構中日益重要，亦可見全球化經濟的推陳出新。
當全球化遇上地緣政治，變化多端，故而新型態國際貿易當更具彈性，方能靈活以對。（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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