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提出，在ＡＩ帶動電力需求、國際低碳規範壓力，以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的三重因素下，政府將審慎評估核能重啟，同時推動再生能源發展。這樣的政策訊號值得肯定，因為當前的能源結構，已顯示「非核」正使我們陷入能源困境。
首先，從電力結構來看，台灣已更高度依賴火力發電。去年火力發電占比高達百分之八十四點七；而二○二二年火力發電占比百分之八十二點四。這意味即使大力推動能源轉型，電力來源仍然高達八成以上來自化石燃料，且比率還在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核能退場後，並沒有被再生能源有效填補。二○二二年核能占比尚有百分之八點二，但到去年僅剩百分之一點一；同期間再生能源占比從百分之八點三增加至百分之十三點一。換言之，核能減少的百分之七點一未被再生能源完全接手，最終由火力發電補上缺口。
其次，再生能源發展的進度，顯然落後於政策目標。去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為十五點四ＧＷ，距原定廿ＧＷ目標有落差，而二○三○年卅ＧＷ的目標更顯艱鉅；離岸風電方面，去年達四點五ＧＷ，也未達預期，更遑論二○三○年十三點一ＧＷ的規畫。再生能源雖然方向正確，但受限於土地、環評、供應鏈與社會接受度，其擴張速度難以達成目標。
更重要的是，再生能源具間歇性。太陽能受天候影響，風電受風況限制，若缺乏足夠的儲能與電網調度能力，將增加系統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放棄核能、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反而可能犧牲供電穩定，進而影響產業運作與民生品質。
因此，核能的角色應被重新定位為「轉型過程中的關鍵橋接能源」。核能具備三項台灣當前極為需要的特性：低碳、穩定與可大規模供應。與再生能源相比，核能可提供基載電力，確保電網穩定；與火力發電相比，核能幾乎不排碳，有助於達成淨零目標。
台灣並非唯一面臨此一抉擇的國家。韓國去年清潔能源（再生能源與核能）電力占比約百分之四十一，核能占百分之卅點四；日本則為百分之卅五，核能占百分之九點五。這兩個能源同樣高度仰賴進口的國家，均未放棄核能，反而將其視為低碳轉型的重要支柱。相較之下，台灣去年清潔能源電力占比僅百分之十四點二，且在去年六月後進入零核狀態，等同將自身置於更高的減碳與供電壓力之中。甚且，近三年來，日本、韓國的清潔能源占比有增加的趨勢，但台灣不僅比較低、且還在下降。
若進一步考量ＡＩ發展，電力需求的成長將更加顯著，且對供電穩定性要求極高。在此情況下，若台灣無法提供穩定且低碳的電力來源，不僅可能影響投資意願，也可能削弱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台灣碳排放有高達九成來自能源部門，高於全球平均的七成多，增加清潔能源是減碳最重要關鍵。
因此，核能重啟不應被視為政策倒退，而應被理解為務實調整。問題不在「要不要核能」，在「如何安全、透明且有效地使用核能」，規畫核廢料處理方案與建立社會溝通平台，以獲社會信任。同時，再生能源與核能是互補關係，確保供電穩定，同時逐步提高清潔能源比重，方能增加二○五○年淨零目標達成的可能性。
（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資管與財金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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