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中國研究講座教授柯偉林教授著作，中文翻譯本《頂尖大學的條件：從現代大學的演變，洞見教育卓越的關鍵》甫於最近問世；該書檢視了德國、美國以及中國共八所頂尖大學的歷史，分析它們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時採取了什麼樣的措施，並探討其未來的發展及可能性，讓人對現代具代表性大學的演進，得有全面性的了解，並洞見教育卓越的關鍵。
現代大學源自西歐國家，傳統的任務在知識傳承。另一方面，賦予大學創造新知任務的先驅是柏林大學，它的建立是為了振興戰敗的普魯士國家，以知識的力量取代失去的土地，並讓德國於研究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領先全球。德國的大學重新定義了大學的可能，而且是在一個德國國力不斷壯大的時代。
由於德國在廿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慘敗，科學研究皇冠上的寶石西移到美國，美國的大學到了廿世紀末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以哈佛大學為典範，特別是將研究與博雅教育模式整合，成為創新、文化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在塑造未來領袖、推動突破性研究以及促進社會整體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整個廿世紀的過程中，美國的大學獲得了全球的聲望，並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國際學生和學者，這與美國在「美國世紀」裡的崛起密切相關。
廿一世紀最迅猛進步的是中國的大學，如在世紀初尚無法進入世界大學排名百名的北京清華大學，如今已是穩坐廿名內。一個主要原因，是政府不吝長期投入大量資源。在二○二二年，中國的大學吸引了超過五十萬名國際學生進入校園，這與中國重返世界強權與影響力大國的地位息息相關。
清華也勇於創新，在美國富豪蘇世民（Stephen A. Schwarzman）等贊助下，於二○一三年成立「蘇世民書院」，目標在培養「未來世界領袖」。它希望能促進中美關係的長期發展：讓下一代的中美領袖一起求學，並且互相學習。它以世界馳名的「羅德獎學金」為藍本，到二○二○年，該計畫的認捐金額達到將近六億美元，比羅德獎學金基金還高。同時迄今為止，它還未受到習近平時代日益增強的政治監督影響。
一群能產出大量卓越研究的頂尖教師，幾乎是所有「世界一流」概念的關鍵。「最好的學校正確地認定教師的素質是維持其聲譽和地位的重要因素。最好的教師會吸引最好的學生，產出最高品質的研究，並獲得最多的外界支持。」
同時吸引頂尖學生和培養出優秀、成果豐碩的畢業生的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另一個關鍵面向。教職員的素質必然會影響學生的發展，一樣重要的是同學的素質以及課程的特質。
「世界一流」的大學有另一個顯著的特徵：它們享有靈活有效的治理體系，它們在任命和教育上，很大程度上不會受到政治的干預，並且有足夠的資源來實現它們的願景。
回到台灣，高科技業與教授薪酬差距迅速拉開，要延攬與留任頂尖教師變得很困難。以教改之名，經常改變課綱與招考制度，治絲益棼，嚴重影響選才的適當性與公正性。全部一百多所大學總經費尚比不過北京清華一所大學，同時教育部對大學施行微管理，凍漲學費並以競爭性計畫箝制經費本就不足的大學發展，讓人扼腕。
頂尖大學的練成，中外均不乏範例，企盼教育當局能「從善如流」，民間企業能多加支持，才有可能讓十年前尚能與彼岸頂尖大學平起平坐的台灣多所優質大學「振衰起敝」。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清華大學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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