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來電，問我人在哪裡。我嘿嘿笑了兩聲，回答在越南小吃店，實在太喜她煮的料理，忍不住。
我個人為期不到一周的抵制，宣告失敗。我又來了。這間越南小吃店，每周我至少來三、四次。之前的某日，用完餐，外頭突下起午後暴雨；我在店內等了一會兒，看大雨一時半刻停不了，準備離去，正要衝進雨陣，聽見她對我後頭跟著也要離開的客人，問：「雨下這麼大，要不要借傘給你？」
她沒問我。
我聽了，自尊心彷彿被一盆冷水澆得濕淋淋的。回家後，我忿忿不平地將事情講給女兒聽，生氣地說，我再也不去吃那間店了。
老闆娘是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中午報到，我會點一碗海鮮河粉，湯料內容豐富，有蝦、花枝、虱目魚丸、鳥蛋、午餐肉、豬肉片、九層塔、豆芽菜和韭菜。河粉端上桌，我擠一小片檸檬，加上新鮮切碎的紅辣椒，等上三、五分鐘，讓河粉充分吸收湯汁後才開動。酸酸辣辣、味道濃郁的湯汁，滿足了我的味蕾和飢腸轆轆的胃。
美食誘惑下，六、七年來，我雖是常客，她對我一逕冷冷淡淡。常客除了我，還有她的越南小姊妹與她們的孩子、在市場兜售的攤商和附近的上班族。通常她只對自己熟識的姊妹們才有說有笑。
每次我走進店裡，老闆娘不管忙碌與否，只簡單地回聲「好」。有時我們的眼神正好對上，她既沒有笑容也並不打招呼，更多的時候，連眼神接觸也省了。我注意到她會稱年輕顧客「弟弟」、「妹妹」，年紀大一點的是「老闆」、「老闆娘」或「美女」，年紀更大的女人是「姊」。偶爾她叫我時，用「姊」，或「阿姨」。
我們之間全然沒有熟客的熱絡與交談，即使她偶有空閒，也只是站在店門口喝水，靜靜地看著門外川流不息的人車。
後來，我們有了一次比較接近的談話，她拿著一個藥罐，問我可不可以幫她看看是什麼藥，藥放久了，她有點記不清。她說：「可能是精神方面的藥，有一陣子我頭痛，醫生開的。不知是不是？」
我猜她想說的應該是「神經」而不是「精神」。將藥瓶從她手中接過，細細閱讀標籤上的字。這藥我是認得的，我曾因壓力過大到神經內科求診，醫生開給我的，也是這種藥。我將藥罐上的說明文字擇要念給她聽，並強調藥還在有效期限內。她說：「懂了。謝謝妳！」
那天，她在河粉裡給我多加了一顆虱目魚丸。
這件事之後，我們依舊維持那種淡遠而疏離的互動，感謝那個午後她對我的那份信賴。表面看似一樣的關係，其實有了細微變化。在這個城市，我們面臨相似的生活壓力，真正的感情，再多一點，我們都負擔不起，疲憊的身心，額外的付出，都顯得沉重。有時言語上的親暱，徒然淪為空泛言詞，像一張薄紙消融於時間之流。
也許有一天，我不再踏進她的店，或者她結束營業，我們的關係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不會忘記她，和她的越南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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