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雨連綿的冬日，一天天泡得盆地軟了，癟了，高樓搖搖欲墜，就要跌垮下來。
想起初次來到這座城市，也是這般天氣。四人一間的狹隘寢室，窗外永遠是灰濛濛的午後，彷彿擦不掉陳年髒汙。出去撐傘，風挾著細雨掃進傘裡，打在身上，髮上，眼鏡上，渾身發涼，只能握緊傘柄護住自己。
大學以前住在嘉義，冬天寒流來襲也冷，但南部的寒風是身外物，掠過身側不多停留，台北的風卻滲著雨，侵膚入骨。那年頭還不時興羽絨衣，看著一襲襲大衣匆匆走過，雨滴只沾在表面，進教室脫了大衣，便是一條乾爽身軀，我猜這是台北人過冬保暖的穿法。
我開始想要一件大衣。
要買東西，校園外羅斯福路有一排店鋪。傍晚天色一暗，便亮起圈圈暖黃，燈光下麵包散發香氣，高高低低的鞋靴，金屬釦環在皮革上閃耀光輝，呢絨外套帽緣鑲著一圈毛，引人忍不住伸出凍僵的手指觸摸。
儘管現在看來不過是一件衣服，當時穿著泡濕的球鞋，瑟縮趴著櫥窗看，確實有點賣火柴的小女孩意味。然而在毛毛雨夜，成串通明的光和熱，仍引我隨著人潮一路踉蹌一路看，逐漸學會了逛街，大起膽子用指尖搓捻衣料，在飾品攤位前戴上戒指翹著手左右轉動，或是邊對過分殷勤的店員點頭微笑，邊踩進一隻皮鞋試試軟硬。
那年我買了一件藍紫色毛衣，還有穿了一次就被陣雨沖爛的假麂皮鞋。大衣太貴，我躊躇了又躊躇，買不下手。裹著毛衣，我像一根藍紫色的色鉛筆，在校園內外胡亂塗鴉，晃蕩著度過春寒。
逛熟之後，我覺得公館商圈和羅斯福路，像嘉義市區的放大版。眾人等在公車站牌前，急衝衝上下班，難得放鬆時，便在附近尋找簡便的物質歡愉，一支沾了花生粉的豬血糕，一雙殺了五十塊的耳環，就能抵銷整日疲憊。即使下水道穢臭濃烈，垃圾桶不時滿出垃圾，我還是常到這裡閒逛覓食。這裡有點髒，有點亂，但對異鄉人而言，熟悉就是可親。
跨過十字路口，轉到大學門口對面新生南路上，誠品書店與巷弄間的咖啡館，展現的是台北另一面。透過書店落地玻璃窗，可以觀察到停留在一樓的人們，周身透著微微矯作的氣質。男子翻著雜誌，有意無意讓他人目光停留在agn□s b白襯衫袖肘皺褶上，女子斜披著民族風斗篷，流蘇混著黑髮長長垂落，兩人之間空氣緩緩凝聚，彷彿在放映一齣侯麥（□ric Rohmer）的電影。我在門外張望，感覺藍紫毛衣闖進去，會毀了一個完美的長鏡頭。
偶爾我還是會去誠品看書，門一開就低頭鑽進地下室，地下室的人沒想要讓人觀賞，都歪七扭八靠著書櫃讀書。我常縮在某個角落，看遠流出版的一系列電影叢書，想起費里尼電影《卡比莉亞之夜》（Federico Fellini, Nights of Cabiria）的卡比莉亞，睜著圓圓孩童的眼，窺看她進不去的繁華顯煥，是費里尼電影裡最完美的丑角。或許我在台北可以扮演一個卡比莉亞，旁觀中產階級朦朧的魅力？我對鏡模仿她睜大眼，臉上卻沒有半分她獨有的純真滑稽，鏡子裡的笑容怪異而尷尬。
可能我真正想當的不是卡比莉亞，而是當一回侯麥電影的女主角，即使是《綠光》（□ric Rohmer, Le Rayon Vert）裡神經兮兮，動不動莫名啜泣的黛芬（Delphine）都好。不需要非常美，有一襲鮮潔大衣，下頦縮在圍巾裡，走進咖啡館，從容點一杯咖啡，倚坐在窗邊就好。柔黃燈光從肩頭流淌到靠在桌面的肘彎，彷彿排練了一千次般優雅，隔斷了庸常與土俗，塵埃沾不上身。
朋友要我練習放鬆，多模仿他人言行，就能佯裝成這都市一部分。有一次我和社團學長約在西門誠品門口見面，陪一個新來的女生購物，三人前後站在電扶梯上聊天。第一次見到不賣書的書店，我探頭看室內格局，學長笑說：「不要東張西望，這樣很像鄉下來的。」
我仍然笑著，震驚學長如此輕易說出「鄉下來的」。站在我身後的女孩轉過頭，假裝沒聽見，她的體貼令我窘迫。電扶梯緩緩下降，笑容黏在兩片唇上，褪不掉。
藍紫毛衣穿了一段時間鬆了，袖口起了毛球，扯出紛紛擾擾的線頭。台北的寒風太凜冽，我需要大衣嚴實捂著身軀，不暴露任何軟肋。台北是一個個毗鄰錯落的商圈，陳列著愛、溫暖、美貌、自尊、友誼、體面、仰望、智識、文化，懸吊著一張張價碼牌，有些區域能自在進出，有些沒那麼容易進去，一股蠻勇闖入，可能負傷撤出。我在商圈與商圈之間流連，撈拾過去我所豔羨的藝文知識，寄望文化資本撐起我的拱肩縮背。我追逐著那些光鮮的符號，直跑進盆地霧靄裡，嗆得涕淚俱下，卻不明白是什麼緣故。
大學期間我的精神愈來愈耗弱，偶爾走在街上，會失去方向感，困陷在川流不息的人潮間，任無數肩膀擦撞。就這樣恍恍惚惚，在好幾個地方輾轉租房，畢業，失業，就業，再失業，喪父，經歷了一段艱難生活。
最後女友說服我到城郊居住。搬家時拎著行李，出了捷運站，轉進幽邃蜿蜒的小巷，才晚上七點半便燈火寥落，住宅隱沒在黑暗裡，像極了嘉義鄉下。我的心往下墜，努力讀書好些年才離開鄉間，沒想到騎著旋轉木馬兜一圈，音樂停了，下馬，結果還是枯索無聊的日常。隔壁傳來電動遊戲的嘶吼，我蜷在沙發上，行李袋敞開口，抱怨也來不及了。
隔天電動遊戲音效停了，窗外響起電鑽聲，女友去上班，我還在睡，日光透過窗簾，照進白濛濛一片。我應當起床，但似乎沒有必要。從紗窗間隙，可以瞥見天空無人性的藍，樹逕自生長，所有事物敷著陽光，光卻觸不到我，桌椅雜物都像裹著保鮮膜，與我隔了一層。我吃了抗憂鬱和抗焦慮藥物，翻個身又滑進被窩，再睜開眼滿室昏暗，一天又過去了。
女友不明白為何我不喜歡城郊，我頭腦混沌，試著組織語言向她說明。儘管我厭惡屢屢延遲發薪的前老闆，還有那段沒日沒夜趕稿的日子，能夠在市中心工作，仍讓我感到自己有些微價值可供利用。搬到郊區像流放邊疆，沒有商業區的生機搏動，也沒有大學周邊的競爭暗流，只有成排老舊公寓，舉凡阿嬤罵孫、夫妻吵架、唱卡拉OK走音，都聽得一清二楚。我恐懼這濃郁的生活氣息，害怕像少女時期膠黏在家鄉，糊里糊塗活下去。
生活本身就不容易，女友說。
什麼是生活？我感到迷茫。大學時生活是上課和寫作業、打工，畢業工作後便是寫稿、出差。我以為做好他人為我安排的事情，便是生活。憂鬱症加劇後，我辭職在家休養，幾乎足不出戶，有大把時間讓我熬過焦慮的凌遲，對抗藥物暈眩作嘔的副作用，費了許多功夫，荒廢的生活功能才慢慢復甦。我試著動手洗晾衣服，聽垃圾車的音樂，衝下樓倒垃圾，將這些簡單的家事分解成一個個動作，慎重其事對待，像精神上的復健，遲緩而重複地前進。
憂鬱症的生活也是生活。情緒穩定到一個地步，我終於敢一個人出門，舉著相機，四處探察郊區環境，躡手躡腳跟著貓尾巴尖，走近半傾圮的四合院菜園，看牠溜進雜草叢裡，非常惋惜。有時也會遇見在家門口坐著小藤椅的老人，瞇縫著眼覷看我，納悶怎麼有人大白天無所事事閒晃。我告訴他們，我在拍攝工作用的照片，老人立即釋然，還會展示他栽種的茶花，招呼我按下快門：「今年花開得真好喔。」郊區是隱藏在台北角落的庶民窩巢，新建的大樓夾在舊公寓和小公園間，宮廟前不到三百公尺就有長老教會，老時光交疊著新時間。人們不去想什麼是生活，他們只是走路、買菜、遛狗，有陽光的時候曬棉被、曬菜脯。
某一年我擁有了第一件大衣，是女友給的，深灰混呢料子，前胸一排圓釦，另有一排暗釦藏在暗門襟後，把濕冷隔在外頭。冬雨飄瀟的天氣，女友想帶我去台大附近她喜歡的咖啡館。我和她走到咖啡店舊址，發現店收起來了，轉到誠品書店前，女孩們穿著長版繭型大衣，古著碎花紗裙下，長腿踩著踝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鮮妍明麗，樂於展示的總是在一樓徘徊。往昔黯淡如我可以躲到地下室，現在的窮學生有什麼地方可去？我把手揣在口袋裡，戳著襯裡小小的破洞。
在台北，我用青春交換了寒冬中一絲暖意，不太清楚值不值得，但我不後悔。寒流來了，我拉緊了大衣前襟，愈走愈快，愈走愈快，快到錯以為自己，正要趕赴另一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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