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滋味，酸甜苦辣，似酸似甜，有苦有辣，不同人有不同滋味，比起可說可寫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很少有人能確實寫出或說出，他死亡的滋味到底是什麼滋味。我們常聽到久病沒走的長輩或病患，或天災人禍又活過來的幸運兒，他們總是說，「我剛從鬼門關裡跑回來」，其實，鬼門關的裡裡外外，所見所思，所聽所聞，就是他死亡的滋味。如有人是他死而復生的旁觀者，家屬也好，醫護也好，居服員也好，或看他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人也好，說是看到了他死前的那一剎，其實都不是。真正死前的那一剎，無筆可寫，有口難開！因為，他已經塵埃落定，死了！已經死了！的的確確死了！醫生要開「死亡證明書」了！怎理會瀕臨死亡的人，他在心中吶喊，我沒死！我沒死！人生在世還有好多秋！死亡可以分分秒秒由天而降，但是倖存者總是越活越不想死！活著，真好！寫此文章的在下我，從以往（1929）的小，活到今天（2025）的老，有過三次死亡經驗，說是死亡機會也行：童年時，成年時，還有就是眼前的老年時。如今想想，人的一生，生老病死，老病自然，生死必然，事隔多年，我試著把它寫出來。▋對面的牆要倒了！要倒了！
那一年，1941，我十三歲，在我的出生地安徽蕪湖，多數兒童感染了腦膜炎，死亡者眾，我亦患者之一。記得那天步行到校，頭開始痛，越走越痛，我怕中獎了，放下書包，請同學代請病假，不到十分鐘路程，急步到家，上了床大聲喊媽媽，媽媽從廚房跑來，被我大呼大叫嚇呆了：「對面的牆要倒了！要倒了！」家中只她一人，姊和哥都去了學校，她也判斷我真的中了獎，急忙按住我說，我去隔壁店家打電話找爸爸。別動別動，等我！我馬上就回來。這時我已昏迷，以下的事情都是二十多天後，由醫院回到家裡，媽媽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伴隨零碎笑容，笑容也有聲音，因為事情的結果是好的，斷斷續續告訴我：
那是偽政府汪精衛時代（1940-1945），蕪湖已淪陷，你爸和我輪流抱了你，跑了好幾家醫院，都被拒收，最後不得已，跑到一家日本人開的醫院，媽媽情急，向醫生跪求，護士才招呼我們，把你放在走廊地上，脊背後打了針，誇張的比喻，是好比腳踏車打氣筒那麼粗的針，是抽不是打，抽出來的液體，非紅非綠，漿糊似，你居然沒叫沒哭沒掙扎。護士說，半小時內，你四肢如有顫動，或有哭叫，那就有救。走廊躺滿了病童，統統成了啞巴，滿是媽媽們的飲泣聲，分分秒秒注視著自己的心肝寶貝，一動一靜牽懸心頭，儘管整個醫院的醫護們，病童和家長們都在噤聲等待，感覺到有種瀰漫死亡的威脅，不斷在侵襲所有的人。好久好久後，幸運的你，真的有了肢體反應，立刻被移去病房，慢慢可以進食。同房十數病童，唯你獨生。
回家後媽媽問我，在醫院那幾天感覺怎樣？我無言作答。只是頭痛，背痛，全身痛，有時號啕大哭，有時閉口無聲。完全沒有想頭，很多事，記不起，也不想記。倒有一事橫亙心頭，那就是畢業考錯過了，畢業證書也沒了，念掛不已。這或許就是那次死亡的滋味吧！是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我，最不想死的死亡滋味！
▋被「敵人的敵人」誘捕
接下來，說說我第二次死亡的滋味。 □
二十世紀是埋藏巨大悲傷的世紀，對我來說，更是極盡挑釁、屈辱，和磨損的世紀，外戰（抗日）奪去了我的童年，內戰（國共）讓我失去了青壯；說得恐怖點，險些教我丟了生命。
1949年12月3日，我二十歲，在左營軍港永昌軍艦上被捕，是被「敵人的敵人」誘捕了。我們當年的敵人是「共匪」，而共匪的敵人，正是包括我在內的我們，這件事我迷糊了一輩子，當年如果不死於敵人之手，而死於「敵人的敵人」之手，那豈不是死得荒謬。我是1945年在南京考取海軍的，經過江陰練營的新兵訓練，青島中央海軍訓練團的專業訓練，再艦訓，而正式服役。
為何被捕？被捕三個月後才知道，是因為同學甲在香港寫信給在左營的同學乙，附筆問我好，這是1949年年初的事，我是那年中秋節前兩天才到左營，我沒看信，更沒寫信，請求看信，也未被許可。此案被捕數十人，九個月內「談話」（即審訊）三次，我遭遇到一種怪異的刑求取供方法，那就是「陪客」，我在我的一篇文章裡說出了經過。
被捕的事兒，在當年的海軍大環境裡，並不稀罕新鮮，左營街上，碼頭艦艇間，常有耳語：張三不見了，李四失蹤了；重慶號沒了，長治號走了；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官校校長魏濟民和海訓團主任林祥光，雙雙成了招待所的「來賓」，總司令桂永清隨身參謀徐時輔竟是潛伏多年的匪諜，江陰司令戴戎光和第一艦隊司令林遵也在陣前倒戈。
我被捕第一天，羈押在現已被稱為「不義遺址」的「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的一個小山洞裡，在山洞「來賓」中，我邂逅我受訓時的大隊長陸錦明，他附我耳語，「問你什麼你就答什麼，據實回答；遇有意外談話或情況，要特別注意，不可情緒化，不要發脾氣，性命交□，切切牢記。」不幾天，我被轉囚至一排新建的小木屋中之一室，四人一室，其中一位叫姜光緒的來賓也給我耳語，說的和陸大隊長同樣的話，詞異意同。
曾經在鳳山當過來賓的名作家馮馮（1933-2007）說：「當年海軍白色恐怖受害人多□一萬五千多人，申請平反者五千多人，只有六人獲得平反。」（見馮著《霧航》頁1448），他自己的來賓編號6851。我是三千多，三千多少，我忘了。
有人精心分析，來賓在招待所是三個月一期，最多三期，必須告一段落，必須送去軍法處，走完軍法程序，不然就被吃案了，所謂吃案，就是槍斃、活埋、投入棄艙灌瓦斯，或是丟海、水牢等等匪夷所思、難以想像的刑求致死。
在招待所，等待的日子不好過，沒有談話的等待更不好過。乍睡乍醒，往往錯覺到自我失落。泣聲牢愈靜，耳語囚更愁，要命的談話或笑稱「傳喚酒宴」，總在夜晚，衛兵總是在叫房號後，跟著高唱來賓編號，吱呀門開，那是丟魂奪魄時刻。未知自己是應邀赴宴的主客還是「陪客」？我肯定，我的那一次「談話」或飲宴，應該是1950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因為我是1949年12月3日被捕的。
被叫出門，走完囚門交錯著囚門的甬道，被喝止步，被矇眼罩，被戴手銬，被推上囚車；聞氣息，聽聲響，車中除了幾名來賓，還有持槍衛兵數人。幾乎和車子發動的同時，我們心照不宣，知道是開往桃子園碼頭，可能被槍斃，可能被沉底太平洋。寒風在車外大聲怒吼，車上人開始了叫□，叫□的內容令人驚駭、意外。還有人煽風點火，極盡挑撥：「你們死到臨頭，有什麼話還不大聲說出來。」我肩頭被槍柄拍打：「怎不發發牢□？怎不喊天呼地？」我忽然想起了那詞異意同的耳語，我只是重複著說：我冤枉，我冤枉。我暗暗分析，他們那樣喊叫，算得上是一種精神勝利，是自我安慰，是阿Q。我重複我的台詞，我冤枉！
滿車人都在悲憤、涕沱，「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
囚車終於到了目的地；海鷗夜啼驚心，海浪拍岸懾人。我們一一被推被拖下車，彳亍碎石上，匆匆然真的在趕死，還沒站穩，「砰！砰！砰！」五六七八響，我也應聲而倒。
沒喊沒叫。不知今夕何夕，我被人推醒，半臉沙泥半鹹水，有人拉我身子，摘下我的眼罩，迷迷濛濛，囚車空空，僅我一人。一位衛兵侍立車旁，對我說：「你沒喊口號，沒□人，所以你活了。」另位穿便衣的，對我正經八百：「這件事，不可說，不可說，你一輩子不可說！」
我還是說了，是在跨世紀後的2012年，寫了篇文章，叫〈陪客〉，刊登在第五期的《傳記文學》。同一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了《秋蟬的悲鳴》，我的這篇文章〈陪客〉是首選，那正是揭曉了當年我在不義遺址中，二位來賓對我說出了同樣內容的耳語經過。
記得《秋蟬的悲鳴》的新書發表會時，名作家龍應台趕來主持，雙手緊握我雙手，說是在來時車程中，看完了我的〈陪客〉，不知是以文化部部長之尊，驚訝我的勇氣，還是以文化人之情，□舞我再接再厲。謝謝她。
我那次陪客，也算是一種死亡的滋味，或死，或不死，調味在人，操之在我；赴宴車程中，我沒喊總統萬歲，也不叫偉大主席；沒有反攻大陸，也沒解放台灣。
▋這一次病得怪
我的第三次死亡的滋味，說來簡單，就在眼前的去年（2024）三月八日，和前年的十月十三。兩次要死而沒死，滋味差不多，我擇有代表性的最近一次來說。
我有心臟病病史約二十年之久，上世紀末開始服藥，至今未輟，裝有塗藥支架四支：2011年左前降支，和2016左迴旋支各一支，2014右冠狀動脈二支。所以，我對生死早有定力，已有超前部署，那就是自知一定會死，比起別人，會多上幾個百分比的死亡率必然性；醫生也心照不宣，每次回診，再三叮嚀，不要摔跤！不要摔跤！
我還是摔了跤，就在家中摔的跤，一落地就昏迷，都由119救護車送去台大急診，我揀最近的一次說。
車程中，我完全沒知沒覺，本來右耳不靈，戴有助聽器，現在戴等於沒戴，只聽到自己的聲音喊老婆，用自己的手在找老婆的手。
車停了，問姓問名問出生年月日，老婆代答，被注射被套上氧氣筒，被推進急診處的病房，我一概不知。一路上，心中在找自己問自己的答案，會不會就這樣死去？會不會又像上次一樣，死而復生？我慶幸自己的動作俐落，是在浴室，摔跤時沒有頭落地，兩手緊抓坑邊，兩腿彎曲，屁股坐地而已。救護車鈴聲大作，一路響到醫院。上次昏迷了兩天兩夜，這一次較久，完全清醒時，由醫院回到家，已經是三月底。
這一次病得怪，致命的不是心臟病，而是急性肺炎，要徵得病人直系家屬同意後，始可插管注射，於是我妻電話我兒，一人現場簽字，一人視訊簽字，同意在頸內靜脈置管注射，注射什麼，我不知道。另外為加強心臟功能，開刀裝置了心律調節器，兩次手續都百分百成功。在開刀手術後段過程中，我已半知半覺，感覺好比在潛水，冷冷涼涼，深深淺淺，手腳不能動而心動，迷糊得緊，神智不清也似清。死亡的滋味還不錯，我當然不要死！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緣中有緣，或無緣也似有緣，統統浸入水中；手邊事沒了的，或計畫理應了了的，這次如果真的沒死成，活過來儘快完成。不然只有待來生。料不到的事，回到家才知道，我已得了肌失症，猛掉十多公斤。如有幾年活，只能靠輪椅。我知道我將壽終，我努力但願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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