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廿年，我雖然參與過三家網路媒體「明日報」、「風傳媒」與「上報」的籌辦與經營，但我始終是個老派記者，一個相信老派價值的老派記者。我相信：媒體對人應該是其是、非其非，對事應該筆則筆、削則削；相信媒體是永遠的反對派，記者是永遠的反對者；相信媒體應該以道抗勢，不應該依附權勢；相信新聞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靈魂，而老派價值是新聞自由的靈魂。
我相信：媒體因為科技的發展，或許有新媒體與舊媒體之分，但價值卻沒有新舊之分，我相信的那些老派價值，在威權時代重要，在民主時代依然重要；在傳統媒體時代重要，在社群媒體當道的後真相年代更重要。
最近幾年，因為教書的需要，我經常重新翻閱胡適編的「獨立評論」與雷震編的「自由中國」，每一次重讀八十多年前、六十多年前那些早已變成古人的前輩們所寫的文章，都會感到非常汗顏，他們在那個年代那樣的政治氛圍中，不僅在他們所寫文章的字裡行間，向同代的人證明他們是一群有道德勇氣的知識分子，更向後代的人證明他們也是一群有進步意識的知識分子。
因為有道德勇氣，所以他們敢於無所畏懼直面凱撒；因為有進步意識，所以他們敢於不走政治正確路線，不媚俗也不迎合大眾口味。這樣的道德勇氣，以及這樣的進步意識，就是我至今仍然信之不疑的老派價值。
我是一個走過戒嚴年代的記者，非常清楚民主與新聞自由是如何的得之不易，因此也非常憂心民主與新聞自由會在多數人的冷漠中一點一滴消失。這幾年，台灣跟許多民主國家一樣，在政治上都出現了許多「不自由民主」的跡象，不同國家的憲政民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縮，不同國家的新聞自由也碰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
但西方一些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英國的衛報，在面對這股民主逆流的歷史關鍵時刻，不但一再重申他們對老派價值的堅持，同時也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勇於挺身而出，去捍衛新聞自由在憲政民主體制中應有的角色與功能。例如，紐約時報不斷向它的讀者呼籲「新聞重要，比任何時刻都重要」，華盛頓郵報也在它的報頭下印了一行警語「民主在黑暗中死亡」。
跟西方這些媒體相比，我們台灣媒體是不是應該要問問自己：我們對不自由民主氛圍的逐漸擴大，是不是警覺得太慢了一點？我們挺身捍衛新聞自由應有的作為，是不是做得太少了一點？我們在網紅與名嘴變成領導風潮的意見領袖，以及社群媒體眾聲喧嘩的這個時刻，是不是也把老派價值拋棄得太早了一點？
「專業主義是專制主義的天敵」，這是我一位朋友盧躍剛說的一句話，他是中國非常有影響力的一位調查記者，不久前他出版的一本書「趙紫陽傳」，就是他實踐自己這句話的一個證明；他所說的「專業主義」，其實也就是我所相信的老派價值。
前幾天，聯合新聞網有一篇文章，標題引用了一九二六年魯迅在一篇文章中所寫的一句話：「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這句話寫得很悲壯，但在民主與新聞自由都遭逢挑戰的此時此刻，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魯迅這句話，當成是來自於遙遠歷史的一句警鐘？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十一月廿四日獲頒二○二○卓越新聞獎「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得獎致詞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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