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書：郭強生《用青春換一場相逢》（天下文化出版）
或許可以這麼說，我輩眾多「五年級生文青」都是看白先勇《台北人》長大的。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因為《現代文學》雜誌的關係，白先勇成為台大外文系的象徵。郭強生當年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外文系的時候，也接收到了這樣的「文學召喚」。對他而言，這召喚非僅《台北人》，還包括了《孽子》，但最終能來到與白老師面對面「致敬（或調侃）」的時刻，恐怕是彼時所料想不到的。
在這漫長的時光中，料想不到的自然不只這些。
《用青春換一場相逢》以自我為經緯，畫出了青春台北地圖。那些關於男孩與成人的回望、難以輕放的文學信念、身為「台北人」的時空流轉，以及親人的生死羈絆，都鑲在地圖的「眉眉角角」裡。有些說得直白，有些委曲深切。
比方說起外文系的定位不明：「原以為成了白先勇、王文興的學弟之後，等著他的會是如同當年《現代文學》創刊般的一場盛會。當發現一切並非如他所想，感覺就像突然一陣大浪襲來。」追隨文學熱情卻差點滅頂的自己，意外在「跳蚤窩」的錄影帶與之後的影碟包廂裡獲得觀影養分。也意外隨（或以為是文學同盟的）轉系生們進入了當時「台北雅痞文化大本營I.R.餐廳」的「裝腔作勢」。
但孤獨依然是孤獨。當所謂的菁英被視為格格不入的魯蛇，持續懷抱的夢想就變成被嘲弄的東西。而追尋親密關係的歷程也總是充滿防衛與曖昧，終究來到了〈寂夏〉的臨界點。生機蓬勃的盛夏有窒悶的空氣、生病的母親、轉業不易與寫作觸礁的青年，然後是一場袒露身心的邂逅：「至少有那麼一刻，他在那男子眼中看見了一個溫柔體貼的自己。如果可以，他希望自己永遠可以做一個溫柔體貼的人。」沒有後悔。
他們相認的關鍵詞依舊是《台北人》（英文版）。
其實長大後的我對於《台北人》曾有些「反叛」，當然不是指作品的價值或作家本身。大概是對「被消失的歷史」產生的情緒投射。長輩無法言說的那些，成了「你的離散不是我的離散」、「你的台北人不是我的台北人」的心理轉嫁。
我們這個世代就是成長在時代轉折的矛盾裡。唯歷史的真實得以逐漸歸位，屬於私有的情感記憶，始能從「你的記憶不是我的記憶」的歧異性，走向「你的記憶加上我的記憶」共築的時代性。
如郭強生所說：「每一個人的記憶都像一座私密的城邦。在他的城邦中，有學校、街道、電影院、車站、餐廳、河川、橋梁、公園，當然也有酒吧、舞廳、書店、咖啡館與麥當勞。這些地點的排列分布，串起了每個人一生的喜怒哀樂；不同的方位面積，便凸顯了各自性格與思維模式之差異。」
他寫下從青春走來的台北成長變遷史。要目視的，或也是白先勇筆下台北人故事的延續，那些在乎的生命血脈並未隨時代消失，烙印心底的物換星移與感受，都是父母留予自己存在的證明。因為「直到他也逐年邁向人生下半場，才漸漸明瞭父母輩經歷過的困惑與失落」，所以，寫衡陽路，除了布莊相館南北貨，要記下的是早年隨母親到某銀樓的暗黑的小房間換黑市外匯，「從黑市買美金支票，寄至香港轉信人手中，再換成匯票寄到大陸」，「在記憶中烙下了他對戰爭陰影的初體驗」。
寫現在已成文華東方酒店的中泰賓館，以及曾經存在諸多盛會的中華體育館，要留下的是當年二話不說出錢投資與創辦的「愛國華僑林國長」；寫〈蘋果的滋味〉以及現在已成「光點台北」的前美國大使官邸（並不是以訛傳訛的美國大使館），要連結的是「首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反美示威暴動」；寫劉銘傳在台北留下的「石坊街」，與日本一八九五年《台灣誌》報導台北「稍似上海之居留地」，最後是「歷經統治幾番更迭，從石坊街到衡陽路，不管名稱為何，上海風味始終在此瀰漫」。
與父母那代不同的，台北是郭強生土生土長的所在（更熟悉的是永和）。那個台北同時也是白先勇的台北，是有老上海的台北，是有各種占領、治理、殖民遺留的台北。更多的是有屬於自己故事的台北。於是寫「三十餘年如一夢」的林森北路條通gay bar、那時當紅的kiss舞廳、美國菸酒的開放登陸；也寫對永和的深情：「明明台北市裡也有一條基隆河穿過，為什麼河對岸的內湖就不算外縣市？隔了條新店溪，永和卻一下子就成了台北人眼中的鄉下？」
郭強生強大的記憶資料庫令人驚嘆：五燈獎邱碧治、一道彩虹鳳飛飛、唐尼與瑪麗奧斯蒙，西門町獅子林、東區永琦百貨，點心世界、中華商場，公車票亭、復旦橋……隨便一個都能拉出同世代台北人存在的人生線。即便是彼此成長背景、居住區域處在天平的兩方，都能接收那些喜怒哀樂的人生召喚。他無畏踩進「話當年」的老派，要為「青春換得的相逢」留下位置。
和郭強生相識在一個沒有智慧手機沒有個人平台的時代。一個年輕作者出書沒有先經過傳統紙媒等「文壇前輩」認可，似乎就犯了大忌的時代。當時並不算熟識的我們，時至今日成為了同事，也是料想不到的事。
青春裡的每一場相逢，成為散文的袒露敘事，無論使用「我」或「你」，或如本書使用「他」這個既旁觀又涉入的視角，都無礙通往作者自我生命的面對，深情或懺情的告白，都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