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等法院合議庭許永煌、雷淑雯及郭豫珍法官審理高虹安助理費案，認《立法院組織法》有關助理費之規定違憲，停止審理，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勇於捍衛法治的精神，值高度肯定。
筆者不禁想起北高行審理廿七人赴陸工作案，蕭忠仁、林秀圓、李明益三位法官指出：「面對（大陸）統戰，最佳回應之道應係更民主、更開放，藉由更深入的接觸、交流」判內政部敗訴，擲地有聲。
除廿七人敗訴後律師未能協助聲請釋憲令筆者扼腕，若當時法官能進一步依「民主、開放」理由聲請釋憲，挑戰兩岸條例對工作權之箝制，即便大法官不受理或判決合憲，也不影響三名法官以「更民主、更開放」為由作出判決。雖此判決被最高行政法院以「抽象危險」為由廢棄，但北高行之司法勇氣，已為台灣司法書寫重要篇章。
而今柯文哲羈押案，再顯下級法院法官之挑戰。地方法院合議庭原兩度裁定交保，然北檢抗告，使高等法院以柯文哲「有串供之虞」廢棄發回，地院終以「尊重審級制度」裁定羈押，不難見承審法官層層壓力下之無奈。
更令筆者不解係撤銷交保的高等法院審判長謝靜慧，在一○五年抗一○六八號裁定曾言：「在偵查中已依防免勾串之事由，羈押被告，給予檢察官追訴犯罪之便利，檢察官也據此順利釐清犯罪事實而起訴被告，審判中的法官卻仍然幫著檢察官，繼續以有勾串事由羈押被告，不僅有接棒偵查，延續以往遭國人及社會詬病的職權調查主義之司法文化，違反公平法院原則外，更可能是對檢察官偵查不利的一種嘲諷。」卻在柯案改變見解，何令人民信服？
依刑事訴訟「直接審理原則」，羈押與否，應由「親自聆聽、目睹」被告言行舉止的法官為之，始能評估是否有串證、逃亡之虞。因此，承審法官對被告之認識，遠非「隔空書面審理」的上級抗告法院所能替代。
釋字六六五號固認檢察官得對法院停止羈押裁定提抗告，然僅係宣告「檢察官抗告權」不違憲。起訴後高院動輒以有串證之虞撤銷地院交保裁定，豈非干預地院獨立審判？
筆者十九年前《檢察官的品第選擇》一文指出：「下下品者，概有瀆怠執法的檢察官，這些人把『追訴不法』的天職，當作交換上級長官關愛眼神，以便平步青雲的籌碼。」今日檢察官起訴後仍執意羈押柯文哲，不正是為求表現而過度追訴？同理，地方法院法官也不應以「尊重審級制度」為由妥協。畢竟在憲法法官獨立審判鐵衣下，至多僅是「不得升遷」。今解嚴近四十年，法官「抗拒政治」完全可能，面對檢察官濫權抗告或高等法院干預審判，法官更應「秉持良知而奉行」。
筆者認為，地院有兩種作法：
第一，高等法院撤銷原裁定時，至多僅能認「具保責付等替代羈押方式不合法」，而非指示地院應羈押。換言之，地院大可如常山趙子龍，七進七出高院，照舊交保。
其二，地院可參高虹安案法官，停止審理後，依憲法訴訟法規定，以「檢察官於起訴後就具保裁定抗告，高等法院廢棄發回，有違直接審理原則及審判獨立」為由，聲請憲法法庭變更或補充釋字六六五號。
地院法官與高院法官學問並無不同，莫認「官大學問大」，願意捍衛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才是「上上品法官」，若我國法官皆能如高案合議庭般勇於任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必能建立起「值得驕傲的法律產業」，法制到法治，以臻良制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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