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
內容簡介：一段被遺忘的歷史，軍工複合體的誕生，從原子彈到核能發電，從太空設備到網際網路，「大科學」的追尋成就了科學？還是毀壞了科學？普立茲獎記者揭露一段政治與科學交織的歷史。這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從原子彈到登月計劃，從探測太陽系外的宇宙，到深入微觀尺度的原子，這些都是「大科學」的產物，至今引導著產官學界的合作。
作者介紹：麥可．西爾吉克，記者，專長為財經、商業、公共政策領域，曾榮獲普立茲新聞獎、羅布傑出商業財經新聞獎。
搶先試閱：〈「乾淨」的核彈〉
勞倫斯的結腸炎在一九五六年復發，他認為主因是在於彩電實驗室的命運懸而未決、令他壓力沉重。然而，利弗摩爾同樣令他憂慮。雖然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和三月，已經成功在內華達試驗場（Nevada Test Site）進行了一系列名為「茶壺行動」（Operation Teapot）的試驗，但利弗摩爾的未來仍在未定之數。其中一次試爆之後，實驗室的業務經理帶著新聞，跑過整條走廊來到約克辦公室，高喊「我們還能繼續！」
在華盛頓，茶壺行動並未解決一國有兩座熱核彈實驗室的辯論。短短兩個月後，國會的原子能聯席委員會再次就此主題召開一系列看似無止無盡的聽證會。議程由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安排，基本上就是一連串不祥的問題：「羅沙拉摩斯和利弗摩爾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如果兩座實驗室提出了類似的提案……〔原子能委員會〕如何決定該交給誰來處理？」而且，茶壺行動算不上完全成功，最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要讓武器的放射性落塵不超出試驗場地，仍未實現。試爆之後不過幾天，東邊遠到紐約、紐澤西與南卡羅萊納州，都偵測到了放射性落塵。當然，實際的健康風險小到幾乎可以無視，但這在政治上的影響卻無比龐大。
由於關於落塵的新聞報導，美國當時已然人心惶惶，而就在太平洋Bravo試驗後不久的三月三十一日，史特勞斯又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現拙劣，完全無助於平復人心。在艾森豪也在場的情況下，史特勞斯結結巴巴地讀著稿子，向觀眾保證抵達美國的輻射量「遠遠低於對人類、動物或農作物可能有害的水準。」但他做錯的一件事，在於接受了提問。有一位記者要求他描述一下，這種叫做氫彈的奇怪新武器究竟有多強大，他回答：「要多強、就能有多強……也就是說，可以製造出足以摧毀整個城市的氫彈。」
「任何城市？包括紐約？」他被問道。
「大都會區，沒錯。」
艾森豪總統和他一起走出了房間，說道：「史特勞斯，我不會那樣回答那個問題。我會說『等電影上映吧』。」
但事情太遲了。史特勞斯的言論，非但未能降低公眾對落塵的焦慮，反而引發了對核子浩劫的恐慌。而對利弗摩爾來說，這可能是最糟的一套劇本，讓一項要求結束核子試驗的活動如虎添翼。
就算沒有Bravo試驗的結果，總統本人也早就深刻感受到國際上要求禁止核子試驗、進行核武裁減。艾森豪是軍人出身，對於這種威力已經強大到無法作為實用武器的爆炸裝置本來就心有懷疑，也不像杜魯門一心認為愈大就必然愈好。賀伯．約克在一九五四年發現這件事，距離他受勞倫斯指定為利弗摩爾的正式主任才過了沒多久。職場能展現他地位的地方，除了門口有他的名牌、還有標著他名字的辦公文具，約克為利弗摩爾訂下一項「工作理念」，要求要「永遠推動著科技的前沿。」至於在實際上，這代表的就是要研發威力強大、體積小巧的熱核裝置，爆炸當量與重量比愈高愈好。然而，當約克向艾森豪送上公文，希望白宮批准測試一枚二十百萬噸級的氫彈，卻遭到直截了當的拒絕。總統一得知這枚氫彈的威力將遠超過以往所有的炸彈，立刻咆哮著：「絕對不准！光是現在就已經太誇張了！」約克後來從艾森豪的陸軍武官安德魯．古德帕斯特（Andrew Goodpaster）將軍那裡得知，他的要求讓總統認為「這整件事根本是瘋了；一定得找個辦法來處理掉。」
艾森豪很快就找了個「辦法」：一九五五年三月，任命哈羅德．史塔生（Harold Stassen）為軍備裁減特別助理。史塔生在一九三八年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年僅三十一歲，獲稱為共和黨政治的「奇蹟男孩」。他親切友善的北方人格下，其實有著敏銳的法律思維、遠大的政治抱負。這項任命讓他成為內閣等級成員，而且史塔生決心充分利用這項優勢；當時一份報紙將他稱為艾森豪的「和平部長」，而他也把握機會，大膽建議總統，如果記者會上有人問到這個別稱，應該直接回答：「這確實有抓到重點。」史塔生帶著他代表性的活力，一頭栽進這份工作，宣布將會找來一群「經歷豐富，而且具有傑出分析思維的人」，協助徹底檢視審查美國的軍備裁減策略。不過短短幾週，他便成立了八個特別小組來處理這項事務。而在重要的核子物質國際視查及管制議題上，他任命勞倫斯來擔任小組主席。
史特勞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影響勞倫斯，希望他指名讓泰勒加入小組，而且要讓像歐本海默這樣的思想家離得愈遠愈好。但這些可能根本是多餘的，因為最後組成的勞倫斯小組裡，十二位科學家有九位都來自利弗摩爾。除了泰勒之外，組員還包括馬克．米爾斯（Mark Mills），這位戴著眼鏡的理論家來自加州理工學院，時年三十八歲，前一年才加入利弗摩爾，很快就成了勞倫斯最信賴的一位助手。至於其他的特別小組組員則是來自蘭德公司，可說是羅灣．蓋瑟的領地。這樣的成員組成，確保了整個小組會傾向於反對試驗禁令。這樣一來等於是讓史塔生難做事。當時國際上希望暫停核試的壓力愈來愈高，像是同時間，蘇聯也在五月提出暫停核試的提案。
在核子視查小組組員當中，勞倫斯和米爾斯原則上願意接受核試禁令的想法，但並不認為整件事的監控能做得夠完善。而泰勒是熱核彈的強硬派，他提醒視查小組裡面來自利弗摩爾的同事，核試禁令不利於利弗摩爾的核心目的。約克回憶道：「對於〔核試禁令〕整個想法，泰勒總是毫不掩飾地抱持著敵意。他說：『如果我們進度已經落後敵人，就得進行核試才能趕上；如果我們進度領先敵人，就該進行核試好維持優勢。』不論任何情況，核試禁令都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泰勒的想法與史特勞斯所見略同，史特勞斯在白宮努力遊說，試圖阻止史塔生希望促成的國際核武協議。一九五五年十月，所有特別小組將舉行聯席會議的前夕，史特勞斯告誡勞倫斯，千萬別讓史塔生利用他的名聲來推動核武裁減。他寫信給勞倫斯表示：「一般人能看到的，就只是有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迴旋加速器的發明者，接下了這項任務，而且出於他科學能力的聲譽，想必能像從帽子裡變出兔子一樣完成任務。」但其實，史特勞斯多慮了。勞倫斯小組的報告，確實對於核武視查制度有著合理的懷疑。勞倫斯的結論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於很難在蘇聯境內追蹤可分裂物質的去向，無法確保不會用於核武。據他估計，由於俄國領土幅員遼闊，就算只追蹤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就需要幾萬名的視查人員。
在這件事上，勞倫斯身為科學界龍頭中的龍頭角色，並沒能帶來多大好處。十二月二十二日，史塔生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特別小組的調查結果，勞倫斯的預估數字就招來一陣嘲笑。艾森豪總統告訴史塔生，他「頗為肯定，蘇聯從來沒想過要允許……兩三萬名外國視查員在場的任何視查計劃。」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也抱怨，提出這種數字會讓美國變成「笑柄」；對於將在隔年夏天於日內瓦召開的美蘇高峰會會前會，視察絕不是個最該提的建議。史塔生被指示要「修訂」他的預估數字，在二月中旬回報。
核試禁令協議看來前景黯淡，但這只是暫時的。隨著一九五六年總統大選年來到，國際對白宮的壓力也愈來愈重。新年後沒多久，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前往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提議由美英單方面先暫停核試。他解釋道，當時英國民眾對氫彈的反感急遽升高，暫停核試能為他帶來政治掩護。然而，這項提議只讓他被史特勞斯嚴厲地唸了一頓；史特勞斯堅稱對放射性落塵的憂慮被過度誇大，因此完全沒有必要禁止核試。
當時，史特勞斯已經在策劃一場宣傳活動，以原子能委員會的科學家為主角，希望能抑制民眾對放射性落塵的恐慌。這場活動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起跑，由原子能委員會的「健康物理學家」戈登．鄧寧（Gordon Dunning）在《科學月刊》（Scientific Monthly）發表論文，向讀者保證科技正不斷進步，將能夠把放射性的影響侷限在試爆當地。鄧寧的論文將核試稱為「保護我們國家的必要作為」，該文用完全是學術論文的那種冷靜嚴肅語言寫成，充滿各種或許聽來讓人安心的統計數字，但對普通外行人來說根本無法完全理解。（「依據前述估計，若每年發生數次大型熱核爆、持續三萬年，全球因此將產生之碳十四近平衡量將較目前高出約二十倍。」）鄧寧的重點其實是「只要在太平洋和美國大陸上的控管區域之外，基本上並沒有放射性落塵量達到危險標準的風險。」
接著的活動，則是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前柏克萊化學教授）在西北大學做的一次演講，得到廣泛報導。他表示：「毫無疑問，目前進行的核武試驗對人類並不會造成健康危害。」
但要求停止核試的壓力仍然持續增加。在一九五六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中，伊利諾州前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二世（Adlai Stevenson II）對上田納西州參議員艾斯特斯．基法弗（Estes Kefauver），早早就率先抓緊核子議題，呼籲暫停核試；基法弗也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地跟著表示同意。另一個壓力來源就出在原子能委員會內部：委員湯馬士．墨瑞（Thomas Murray）。他本來與史特勞斯一起站在支持熱核彈的一方，但後來因為軍備競賽的激烈程度而深感不安。墨瑞既是個商界百萬富翁，也是個俗世天主教徒，他從道德觀點來選擇自己的立場。他在原子能聯席委員會上作證時，呼籲單方面對大型設備暫停試驗、並對美國庫存的核武規模加以限制，但未要求完全裁撤所有核武。一九五六年二月，他向委員會表示：「上帝以他全能的力量與善良，讓人類得知原子能的祕密，目的是為了達成和平與人類的福祉，而不是造成戰爭與破壞。」
墨瑞還提倡要研發「乾淨的核彈」（clean bomb，又譯「低污染核彈」），希望既能有核爆的破壞力，又能沒有放射性落塵的問題。這種異想天開的想法出現於一九五四年底，而且利弗摩爾竟然也很喜歡，畢竟這和該實驗室致力探索新點子的使命也相符。這個想法對泰勒和勞倫斯都很有吸引力，因為他們知道，大眾對放射性落塵的恐慌很可能會威脅到利弗摩爾的生存。一九五六年春天，在南太平洋進行的一系列「紅翼行動」（Operation Redwing）開始測試這種「乾淨」的氫彈。在行動開始前不久的記者會上，艾森豪其實間接提到了這種乾淨的核彈，那是面對史蒂文森二世要求暫停核試，艾森豪宣布美國進行核試「並非為了製造更大的爆炸，也不是為了造成更多的破壞，〔而是〕要找出各種工具與方法……能夠減少放射性落塵，讓氫彈變得更屬於一種軍事武器，而不只是造成大規模破壞的裝置。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想製造出多強大的氫彈、就能製造出多強大的氫彈，所以我們已經不再把這件事當重點了。」
紅翼行動的內容，包括第一次的熱核彈空投，在比基尼環礁（Bikini）的一萬五千英尺上方創造出直徑將近六點五公里的巨大火球。氣流將放射性落塵安全地吹離有人居住的島嶼，也讓史特勞斯得以在試驗結束後的官方聲明中大肆聲稱「以最小的廣泛落塵危機……達到最大效果」。但這次，他還是說得太多了，他說：「因此，目前這一系列試驗不只在軍事上很重要，對人道主義也十分重要。」
史特勞斯這種「人道主義」氫彈的說法，引起了軍備競賽批評者的譏嘲。光是「乾淨的熱核彈」這種概念，就已經被著名的反核物理學家拉爾夫．拉普（Ralph Lapp）在《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無情地駁倒。拉普清楚地描述了氫彈爆炸的過程，從而證實乾淨的核彈只是幻想。因為氫彈包括核分裂與核融合，核分裂會造成放射性物質排放（髒），而核融合不會有放射性物質排放（乾淨）；確實，提升氫彈裡融合對分裂的比率，能夠相對地降低核爆產生的放射性，但這樣一來，就會增加氫彈的整體威力，因此「骯髒」的絕對程度會增加。拉普寫道：「熱核彈的設計，不是相對乾淨、就是髒得徹底。而我們這個時代瘋狂的一部分，就在於一個成年男子居然可以用像『人道主義』這種詞來描述氫彈。」
史特勞斯顯然是把話說得太過，但究竟是為了什麼？可能是因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了一項關於放射性落塵的研究，而史特勞斯希望能夠淡化這篇研究的影響。該研究的結論認為，核試放射性物質排放對美國人的影響，遠遠超過接受X光檢查或其他常見輻射源的影響。（勞倫斯個人就在柏克萊發起一項運動，希望禁止對兒童的腳部任意使用透視X光機；當時這是一種極為風行的行銷活動，而最後也遭到全美禁止。）但真正引起新聞頭版注意的，是國家科學院發現就算只是低劑量的輻射暴露，也可能造成潛在的遺傳後果。該研究明確指出：「如果是擔心對後代的遺傳傷害，就根本沒有安全輻射曝露率這回事。」這項結論讓公眾不僅關心起放射性落塵，也注意到全球的整體軍備競賽。
對此，史特勞斯非但沒有放棄「人道主義」氫彈的說法，反而是在艾森豪政府發言人的位子上，更加努力聚焦在核子政策的技術性問題。他提出的想法認為，中止核試，就是中止能讓氫彈更安全的研究，會讓美國最後只能擁有「骯髒」的核武。這時，史蒂文森二世找來一群博士，談著癌症發病率升高的風險、談著「無法控制、而能讓人類滅絕的力量」，史特勞斯則是派出自己的科學家隊伍，斥責這些聲明只是聳人聽聞的宣傳伎倆，並表示放射性危害的威脅並不嚴重。
這群科學家裡，就包括了勞倫斯和泰勒。在選前不久，史特勞斯已說服兩人，發出聲明反對史蒂文森二世要求的核試禁令。第一稿是由泰勒撰寫，在選舉日前的星期天帶到勞倫斯家中，當時勞倫斯才像是剛辦完一場鄉村俱樂部聚會，正在將客人送出門外。等到勞倫斯終於有空好好讀過這篇草稿，發現這篇稿子體現了泰勒平時講話的所有缺點：太冗長、太咄咄逼人、也太情緒化。於是，勞倫斯把柏克萊公關室的丹尼爾．威爾克斯（Daniel Wilkes）找來家裡，希望立刻重寫這篇稿子。當時，相關政策已經辯論了長達一整年，突然之間要如此緊急地發出聲明，讓威爾克斯有點困惑。他提出警告，如果聲明在選舉日當天清晨見報，看起來會太過偏袒擁護某一方。但正如威爾克斯後來所述，勞倫斯才剛度過一個社交和樂的下午，「感受不到任何痛苦」，聽不進他的話，認為這是給史特勞斯做個人情，要求在當晚完稿。
威爾克斯所寫出的版本有勞倫斯和泰勒的簽名，聽起來也都是很熟悉的主題：美國「並沒有絕對的方法能夠偵測到〔蘇聯的〕核武試驗」，而且美國必須繼續進行核試，才能維持「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核武計劃……如果不測試，我們就永遠不確定某項裝置是否有效；而且我們也無法確定上一個想法是否有效。」聲明中向美國人保證，「核試計劃產生的放射性微不足道」，而且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核試都會繼續以審慎注意大眾健康的方式來執行。」在選舉日當天，這項聲明在全美各地的報紙得到諸多關注，艾森豪也一如所料、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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