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了追求較佳的生活條件與工作機會，不是離開居住地就是改變生活方式。台北市的人口外移與高齡人口比例上升，凸顯年輕世代居住的困難，也表示台北市高齡照護體系較令人安心，人民用腳做出選擇。台灣人口結構走向高齡少子趨勢已無法回頭，不婚不育的年輕世代用選票或雙腳表達意見，針對需求推動有效解方才能改變未來。
內政部新近公布我國二○二三年的相關人口統計，全國人口數約為二三四二萬人，比二○二二年增加十五點六萬人，終止人口負成長。新生兒出生數持續下降，二○一八年新生兒出生數約十八萬人，二○二二年驟降至十三點九萬人。隨著疫情告一段落，二○二三年跌勢趨緩，但全年新生兒數仍僅有十三點六萬人，再創史上新低。二○二三年全年死亡廿點五萬人，較二○二二年減少近兩千人。自二○二○年起，我國年度死亡人數便大於出生人數，但二○二三年卻逆勢出現人口正成長，關鍵在於由國外移入人口，全年淨移入廿二點六萬人，經過一番加減，總人口增加十五點六萬人。
以戶籍人口統計來看，我國從一九六九到二○○三年之間多是人口淨移出，一九九六年淨移出五點二萬人為最高，但二○○四到二○一九年都是淨移入，由國外淨移入達廿七點五萬人。疫情期間，二○二○到二○二二年淨移出達廿三點一萬人，似乎過去三年間移出的國人都於二○二三年回歸，也是二○二三年人口正成長的主因。或許疫情期間國際旅行較為困難，許多僑居在外的國人無法回國，紛紛於二○二三年返國恢復戶籍。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類向來是為尋求更優質的生活而遷徙，雖然政治、宗教、文化、戰爭和災難也是人口遷徙的原因，但經濟被認為是最主要因素。農業社會人民的生存直接受到環境的影響，特別是農作物和獵物分布，尋找新的土地與資源是維持生活的必要條件；但工業時代的遷徙則有不同意義，由於工業生產需要勞動力及消費市場之間的良好配合，此時的人口遷移比起農業時代規模更大，對遷出與遷入地的影響也更深遠。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區域差異引發勞動力流動，對個人來說，遷移是對個人的投資，可以強化自身的經濟利益與生活品質。早年在加拿大的調查發現，人口遷徙率與人均收入成正相關；不過，個人遷徙的決策受到家庭很大的影響，是一種經濟利益和家庭風險的平衡策略，在亞洲國家尤為明顯。發展經濟學認為勞動力的移動是由於勞動邊際收益率高低而造成，工業部門因為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勞動成本獲得利潤，不斷擴大工業部門以吸收農業部門勞動力。但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已相當嚴峻，卻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這是由於對於城市生活的期望值過高所導致。
工業4.0的人工智慧時代，新冠疫情也改變了社會的樣貌，居住地、勞動力、工作機會與市場紛紛被重新定義。所以美國伊利諾大學新近的研究便預言，美國在本世紀末將有一半的城市會流失四分之一的常住人口。幾十年來，大都市的生活成本持續使人遠離城市，當企業推行在家辦公時，都市人口外移的趨勢更為明顯。當把視野放諸全球，已開發國家過去透過移民調節人口結構的作為不見得是萬靈丹；透過符合需求的精準策略，提升年輕世代婚生的動機才是道理。（作者為台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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