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底，全台解封五個月後，我終於踏入了電影院。距離上一回看電影，前後暌違近兩年。按指揮中心規定，入境隔離檢疫需滿十四日，隔離期滿，再進行自主健康管理七日。自從COVID-19爆發以來，隔離檢疫規定數次因職業別、全球疫情、疫苗接種和防疫旅館住宿量能而作出滾動式修正，進而產生各種組合：14+7、7+7+7、10+4+7……但原則基本上不變。
我沒有出境，按理，是自由人。不過臨床工作毫無疑問屬於高風險，為求謹慎，儘量不去人多不通風場所。幾次朋友約我進場看電影都婉言推了，朋友聽說原因後笑著點評一句，這是自肅（Jishuku）嘛。
少了音樂與電影，起初幾周不能適應，過一陣子以後發覺沒事，還有Netflix，還有Facebook。人間處處有戲。
隔離記錄實際上並非一刀不剪
我的新樂趣之一，說來有點羞於啟齒，是旁觀他人之隔離。大疫時期，一般觀光旅遊幾乎停擺，此刻不得不冒著風險出入國境的旅客，應該都是為了非常重要的事吧。隔離檢疫距離普通人日常遙遠，網友講解於是分外詳實，文字說明搭配照片只是基本，講究一點，再加上一小段（經過剪輯的）影片──通常以入境檢疫開場，抵達下榻旅館後不免俗要開箱一下旅館設施和服務，三餐是重中之重，既能振奮心情，同時也是隔離期間少數能夠自己作主的事。身在防疫旅館，胃總能透透氣吧。順應需求，防疫旅館紛紛主打餐點，一日三餐，從小吃、米其林到星級飯店餐盒全包，儼然成為另類軍備競賽。
起初我不無畫餅充飢之意，然而，後來也竟慢慢看出一點興致來。比如說，旅館格局內裝落差不大，重點其實在有無對外窗，一關十四日，開扇窗，日子能好過得多。又比如說，當隔離幾乎成為旅程中不可免的一部分，隔離者多半會預先準備，整件事遂迅速由紀實往展演方向傾斜。
一旦意識到觀者的存在，勢必得作出選擇：什麼可以公諸人前，什麼是隱私。隔離紀錄乍看之下彷彿流水帳，實際上並非一刀不剪，剪哪裡，剪掉多少，取決於當事人如何理解人與瘟疫之間的攻防：太寫實難免肅殺黯淡，過度美化為養豬式假期，又恐怕失真。觀者也會很快察覺到鏡頭以外的部分是不可說的，那會是什麼呢？要嘛屬於個人隱私，要嘛非常無聊。一個不足二十坪的房間能有的娛樂屈指可數，補眠、健身、追趕閱讀／工作進度，無聊是必然。只是，我們都知道，那貧乏沉悶不值一提的，才真正構成隔離者的一日。
這裡面有一種接近創造慾的東西
長日漫漫，但大把大把的時間並非毫無波瀾地滑過。最初幾日的新鮮感過去以後，接下來便是馬拉松般的持久賽，吃飯洗漱睡覺，工作耍廢休息，今天的行程抄襲昨天的行程，而重複往往未必使人幸福。據說富有經驗的馬拉松跑者會按體能和目標進行配速，隔離的終點線非常明確，只是，前進的感覺則極其模糊。時針繞了一圈又一圈，每多繞一圈，時間就貶值一點點。時間感及伴隨而來的情緒不易捕捉，外顯於行為卻能看出少許端倪，我發現許多人會花大把時間研究外送平台上的餐點，或一連數日在相同時刻、以同樣角度拍攝窗景，對比天色細微的差異。除了滿足隔離者與人連結的需求，或填補觀者窺探慾望，在此，隔離紀錄產生了嶄新而切身的意義──它能證明時間確實繼續在走。
我想，這裡面有一種接近創造慾的東西。
只是，旁觀他人之隔離終究與旁觀他人之痛苦有所不同，痛苦從不輕易感染，但瘟疫不然。旁觀者有一日也可能遭遇隔離，於是，無形中隔離紀錄也帶來某種含蓄的教育意義。
它果然很快派上用場。
2021年五月，全台升三級警戒。備戰一年餘，可見的物資尚能勉強支撐一陣，不可見的物資，例如空間或人力，則立刻面臨短缺。醫院重新盤整了人力物力，非常時期業務縮減，清空的幾層病房便暫時充作醫療人員隔離區，病房內沒有液晶電視沒有高級寢具組沒有山景海景市景，唯一優點，假若突發急症，能立即獲得救治。
我要帶哪些書打發這十四天？
幾日後，我接獲通知，我接觸了確診者。等待緊急採檢時我一面回想過去幾天去過哪裡，於我，寫疫調報告難的不是誠實，而是回想不能。PCR需要幾個鐘頭才會出爐，接下來感染管制部門會判定我是否應當移送隔離，我回到宿舍，洗衣，丟垃圾，清空冰箱裡的生鮮，像一個即將出遠門的人。雖然我哪裡也沒有去，自始至終，我不過只是從醫院裡的某棟建築移至另一棟。拜旁觀他人隔離所賜，速速在半個鐘頭內收妥兩周份隔離行李，我拉著一咖集眾人智慧心血的行李箱，然後，問題來了：我要帶哪些書打發這十四天？
這個問題近於荒島書單──某個層面上它也的確是荒島書單沒錯，隔離使人變為荒島。我站在書架前，隔離與文學，何其迥異的兩個世界在此交會。
黑死病催生許多以它為主題的文學作品
隔離檢疫（quarantine）一詞，源於義大利語，意為「四十日」，是黑死病席捲中世紀歐洲時政府推行的隔離政策。瘟疫的歷史有多長，隔離的歷史幾乎也就有多長。黑死病造成大規模死亡，同時催生了許多以它為主題的文學作品：薄伽丘《十日談》、卡繆《瘟疫》、狄福《大疫年紀事》……嚴肅文學之外，德國民間故事《彩衣吹笛人》隱約也籠罩在黑死病的陰影中，民間故事多由常民不斷口傳增補而來，作者不限於一時一地一人，黑死病肆虐之廣，亦可間接推得而知。黑死病的幽靈徘徊在歐洲上空達數百年之久，它不獨在文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十六世紀尼德蘭畫家老彼得□布呂赫爾（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以全景視角俯瞰，畫面上骷髏列隊而行，遠景散布著硝煙與絞刑架，人們被驅趕至近景處，倉皇踉蹌，宛若待宰牛羊。這幅末日景象所蘊含的道德寓意固然深遠，單純視為倖存者的證詞，也能感受其悲慘。
接著，黑死病交棒給霍亂，十九世紀霍亂大流行，倫敦政府不得不積極整治排水系統，這是公共衛生介入現代城市規畫的開端。英國小說家（同時也曾當過醫師）毛姆《面紗》借霍亂推動小說，想來並非偶然。至於其他病程不那麼兇猛卻同樣險惡的瘟疫，亦有許多人為其著書作傳，我記得我讀□井基次郎《檸檬》時，對於書中那麼多描述肺結核的篇幅感到驚訝，□井基次郎出生於1901年的大阪，距今不過一百二十年，而同時代的台灣作家鍾理和，也同樣飽受肺結核纏身之苦。
文學將使兩個世界有了重新縫合的可能
無論在現實或文學中，隔離始終是防堵瘟疫的重要手段，但文學中的隔離卻未必都源於瘟疫。甚至，可以說因為瘟疫之故而被隔離，是眾多隔離之中最無聊的一種。我相當鍾愛烏韋．提姆《咖哩香腸的誕生》，小說講了一個逃兵被婦人帶走，兩人躲在公寓頂樓房間靜靜等待戰爭過去的故事；至於《安妮日記》，則記錄猶太少女安妮和家人為了躲避納粹迫害，被迫藏身密室，那永無終點的隔離使人感覺透不過氣，卻也帶來奇異的安全感。
隔離終有期，一旦無限拉長，它的保護就幾乎與刑罰無異。
人與人之間，任何差異推至極端都可能導向隔離。隔離使人分裂為兩個世界。面對分裂，文學的實用性非常微弱，但文學的在場，小則為史料，往大了說，文學將使兩個世界有了重新縫合的可能。也正是這身陷隔離的一刻，人們意外擁有大量時間可供反芻與思辨，而文學，又往往比其他輕薄短小的娛樂更耐得住咀嚼。
這時手機震動，我低頭檢查，採檢報告揭曉了，是陰性。我鬆了一口氣，畢竟，疾病在文學中只是家常便飯，健康無恙才是稀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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