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黃春明的客廳不放獎座。明明獲獎無數，還拿了六個名譽博士，他卻自有堅持：「創作動機要很純，如果得獎是我目的，我會覺得很榮耀，但我從來沒想要得獎。」他只想把故事寫出來，深信若創作懷有目的，即使是寫同個故事，感覺也會不同，「這是動機不良」。
是這樣的真誠與初衷如一，讓這位公認的鄉土文學代表，在一九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幾乎未被戰火燒到。北市邊緣五樓的老公寓住家裡，將屆九旬的黃春明儘管髮色銀灰，神態仍是熟悉的熱情爽朗，笑說自己寫小說時間遠比論戰中他人作品遭指「工農兵文學」要早，「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還在讀屏東師範大學的黃春明發表首篇小說〈清道伕的孩子〉，靈感來源是身邊常看到的清道伕。「我把清道伕和自己在學校被罰打掃教室的經驗黏在一起，想說我如果是清道伕兒子，會懷疑爸爸是否也犯錯才被罰打掃，小說都從生活面發想。」
〈清道伕的孩子〉末尾，停留在小學生吉照擔憂遭同學嘲笑爸爸是罪人，從校門逃離，讓許多讀者懸念吉照究竟有否再返校上課；當年執筆的黃春明，思緒可不只停留在表達底層社會孩子的童稚憂心。「我是在批判！」
老作家斂起笑容，回到動筆時那位被退學四次的廿一歲青年：「勞動應該是神聖的，老師為什麼把勞動當罪過，把打掃教室當處罰？這不只是沒教小孩正確觀念，根本是反教育，小孩才會想說清道伕爸爸犯了什麼錯。我這批評很大的！」語氣之激動，彷彿感慨讀者為何沒看出故事背後的控訴。
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
早熟作家有話想說除了來自親身經驗，更多時候來自對周遭的敏慧觀察。黃春明小時因爸爸與人合夥做生意，家庭經濟不致如他小說眾主角般窮苦，但由於媽媽早逝，不久就進門的後母待他不佳，原本就不馴的黃春明變得更叛逆。「我常在外面玩，被制約在家庭或學校的學生沒經驗過的，我大都經驗過，生活上懂得很多。」
離家又逃學的「不乖小孩」四處所見，累積成他小說基礎。「以前文字創作很多是講理論，教小孩做個好學生什麼，我不喜歡。」他要從親眼所見出發，發揮從小跟阿公阿嬤看戲、兩老睡前故事、街坊漫長吵架等得來的浩瀚語庫，「我的小說不從理論開始，知識分子稱鄉下人文盲，其實自己才是口盲。」
一九六二年〈城仔落車〉中跟著祖母找甫改嫁的媽媽的佝僂症小孩，源於黃春明親見的病童，黃春明投稿《聯副》時還寫信給時任主編林海音，要她別把「落」車改「下」車，「那是主人翁生命的吶喊」；一九六七年《看海的日子》源於在萬華寶斗里電器行修電扇半年多對妓女戶的觀察，「農業時代社會很貧困，妓女都是被強迫的。」
然而黃春明親歷的活生生現實，曾被他口中的「理論派」認為不符現實，回顧過往，黃春明猶有火氣。「他們說我太浪漫，一個妓女回到自己村子，大家怎會對她那麼好？」說的是《看海的日子》中，描寫主角白梅為準備生產返鄉，村民的歡迎與呵護。
「他們不知道，窮人不像那些不用別人幫忙、也不幫忙別人的人那麼物化，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黃春明描寫的，正是他曾親歷的小村貧窮人家相互幫忙的情感，「那是種階級的情感」；只是窮苦人家不知自己被社會學者定義為「普羅大眾」，說到這，老作家頑皮捲起舌，裝作費力地學拉丁文發音proletarius。
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
理論派設定的想像還不只此。一九七二年《蘋果的滋味》敘述一位建築工遭美國軍官撞斷腿，意外獲各種補償，由於故事中描述到工人家屬私藏醫院廁所的衛生紙，被質疑怎能寫窮人偷衛生紙，「他們認為這有辱工農兵形象」。
「我當場拍桌！」隔了半世紀多，黃春明重回當時的氣憤，再度激動拍桌，不滿理論派還質疑工人太太怎會說「覺悟」這種文雅詞。「我說你怎麼這麼矛盾，台灣民眾那時沒看過那種高貴的衛生紙，會拿出於自然；『覺悟』也是很常用的台語。你對窮人有太多刻板印象，才會不能這樣、那樣！」
但黃春明在《蘋果的滋味》想說的當然不只是速寫窮人，「我這篇批判更明顯」。彼時他驚詫發現台灣在美國打贏二次世界大戰後，忽然變成什麼都美國最好，取名源自「原子」彈的原子衫、原子筆、原子襪、原子鐘遍地開花，中學生愛掛美軍防毒面具包，各界對美軍福利社（PX）乃至委託行趨之若騖……「從那時候，台灣就改變了，什麼都是外國好。」
戀惜台灣傳統社會單純與人性的作家，透過《蘋果的滋味》與《兒子的大玩偶》中在現代化過程中面目模糊的小人物，以及《莎喲娜啦．再見》中反日卻又得帶日本客戶嫖妓的業務等，比理論先一步詮釋了「後殖民」。「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讀書人看到我們寫的比他看到的社會更寬廣深入，理論就來了。」
敏銳的小說家，還彷彿預言家點出台灣那種後殖民式依賴經濟的脆弱。黃春明說，他一九七二年寫《莎喲娜啦．再見》時，台日還沒斷交，結果文還沒刊出就已斷交；《蘋果的滋味》刊出七年後，台美斷交。
雖然從來只呈現生活現實，不寫理論，小說家對島國背後的國際洶湧自有定見。他在空中畫起美國如何防堵中俄的「第一島鏈」地圖，指著他心愛的那個台灣點：「美國絕對不是因為把台灣當朋友才保護，是因為台灣的軍事地位很重要。」只是他遺憾美國為鞏固防線，在發展台灣經濟並嘉惠自己時，也解構了他心目中雖貧窮卻珍貴的農業社會。
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這份遺憾持續在他作品發酵，近年他發表《跟著寶貝兒走》、《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前者嘲諷當代商品化社會，後者反映「人人心裡有個小警總」戒嚴時代外，也帶出當年許多人價值觀「被美國片害了」、幻想當明星的悲劇。儘管故事背後總有慷慨陳詞，黃春明始終警醒作品不被意識型態入侵。
他從九○年代開始的兒童文學創作也延續至今。「日據時日本人想脫亞入歐，學很多歐洲童話，台灣童話也變成都是王子公主，但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故事。」最新出版的《巨人的眼淚》，他講到書中巨人的心如何細膩，講著講著自己聲音也放軟放輕，「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問黃春明，怎能好像有兩個腦子，同時筆耕小說與兒童文學不輟？黃春明呵呵笑了：「一個頑皮的小孩，他什麼都會玩！」一面介紹起自己擺滿兩大架的布偶，忽而把手塞入兩只章魚布偶把玩演起戲來，一轉身又眷戀望著從德國坐飛機一路抱在懷裡帶回的半身高雪人。訪談過程總陪在旁不時補充的黃春明夫人林美音笑說，老公真的是個頑皮孩子。
九旬頑童一路邊玩邊不平而鳴，立下台灣文學標竿，但至今拒拍紀錄片，原因也有小小叛逆：「我看別人紀錄片都是從小就很了不起，我不喜歡，因為我是從很糟糕開始。」說自己糟糕，其實也是諷刺以看不見的手束縛人們的各種體制結構與成見，而正是這始終在他心裡的「糟糕」孩子，抵擋外界捍衛住創作泉水的清澈，「泉水乾淨的話，它流出來的水都會乾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