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名列二○二○年全球十大新聞之首。至今病毒仍是徘徊不去，雖有疫苗相繼問世，但「計畫趕不上變化」，又有新的變種病毒出現。在疫情肆虐之下，首當其衝的就是經濟。疫情奪走世界百萬多條人命，各國的經濟成長也是每況愈下。我們熟悉西方哲人所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卻忽視中國史家論及「民以食為天」的道理。「講政治」太多，製造問題；不「講經濟」，則問題很大。新的一年，各國都把處理疫情和經濟問題視為當務之急。拜登還未上任，就已宣稱內政優先，也就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處理前任留下的外交難題。但外交離不開疫情，拜登可能把抗疫作為和競爭對手合作的選項；中共則會以推動「疫苗外交」，來扭轉其「戰狼外交」的形象。
各國聚焦疫情和經濟問題，將使國際組織成為明年國際關係的主要舞台。兩次世界大戰後的經驗告訴我們，國際組織發揮的最大功能，不是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是促進國際合作。拜登強調多邊主義，亟欲扭轉川普的「退群」行動，特別選擇重回《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但中共早已先聲奪人，在重要國際組織進行超前部署。未來中美將為爭奪國際話語權，進行一埸外交戰。
在馬政府時期，兩岸智庫曾就雙方如何在國際社會和平共處進行研商，其中最讓與會者勞心費神的是，我方在國際組織使用的名稱問題。蔡政府上台後，對岸緊縮我外交活動空間，打擊我參與國際組織所做的各種努力。我曾多次在媒體撰文批評對岸此舉不當，強調對岸以政治理由拒絕台灣參與非政治性的國際活動，太傷台灣人民的感情，也違背對岸領導人習近平推動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的主張。
台灣的國際處境艱困，必須要懂得「生存政治」的道理。前總統李登輝一九八九年三月，以「來自台灣的李總統」這個他「不滿意，但可接受」的頭銜，訪問新加坡。李總統在返抵國門的記者會上說，為了國家生存，應積極參與國際活動，爭取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上的權益，這才是外交活動最高目的。其他諸如參與的模式、名分、地點、對象等，應視為次要的手段問題。技術上應適時、適地、適事、適人而制宜，充分發揮彈性務實做法。
身為李總統的門生，我一直把他上述這段話銘記在心。我總覺得在國際社會，不得其門而入，只能在門口高喊口號，在自己家裡「喊爽」，有什麼實質意義呢？我從事中國大陸研究多年，知道毛澤東說過「有調查才有發言權」的涵意。對台灣而言，能夠走出去、能參與，才是最重要。
美國這次總統選舉造成社會的嚴重撕裂。台灣亦是如此，不知浪費多少寶貴的資源，做選後療傷止痛的工作。現在台灣不是選舉季節，但還是有人大搞「翻案風」，把前朝過去的努力，當成是今天的罪行，「親共」、「賣台」的「紅帽子」滿天飛，讓人不覺興起「今夕何夕」感嘆！
台灣幅員狹小，最大的財富是人。所以大家必須團結，不能分裂。希望政治人物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擺中間、政黨的利益放兩旁，讓政治歧見僅止於是「茶壺□的風暴」，不要讓它外溢成為台灣走向世界的阻力。
（作者為淡江大學大陸所榮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