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忽然去世，九十四歲，身分證年齡一百零二歲，亂世。護理師問我：「你們家族都這麼長壽嗎？」我不知道，我們在台灣沒有其他血親。戰亂、貧窮，我爺爺在大陸三十七歲即逝，爸爸是家族第一位超過九十歲的人。那一天，在急診室，醫師給我看他的胸部電腦斷層，我才知道他的動脈又老又硬已脆，正在裂開，心包膜積液填塞，積液，是血。內、外科醫師會診爭論是否應該開刀時，我父問我「為什麼我在大陸？」他以為他回老家了。我當時很駭異，事後回想卻欣慰，這是老天恩慈，他不必舟車勞頓。
親人離世，諸事暫停，日子奇異似地漫長，一般喪家常會一起摺蓮花，女兒和我則是一起收書櫃，收著收著發現我有很多《臨終功課》、《死亡的臉》、《因死而生》、《令人著迷的生與死》這類的書。原來我為這一天已準備很久了，事到臨頭，才知道準備永遠不夠。死神來時，如在黑霧中給你一頓亂棍交加，謝天謝地，是我承受，我父不知道死神站在床頭，那天他沒有恐懼。
他在進急診室前十四小時，我們吃了一頓快樂午餐，他讚美餐廳那道白果牛筋燒得好，誰都沒想到那是最後午餐。我不斷回想那一天有沒有違逆他。
我全身痛。從凌晨兩點多和他一起搭救護車到急診室，中午十一點和他一起搭移靈車到殯儀館，直到晚上睡覺，我全身都痛，止痛藥也止不住的痛，我以為是感冒了。第二天回想前一天，彷彿噩夢，又像電影，一再回放，每次都放大了一些細節，我看到他上救護車時的臉，蒼蒼的白，布滿冷冷的汗；醫師跟我解釋這就是人生大限時，電腦螢幕上顯示的是爸爸竭盡所能運作九十多年的心血管，那是一條彷彿石蠟做的繩子，好不真實，又好真實，它好老好累好寂寞，它不行了，我才知道它存在；我摸著他的頭髮、替他拍背、擦拭他的下體，地球半秒鐘也不曾停下來。我看到自己鎮靜如常，但是，罩在寬大衣服裡的身體一直發抖，我恍然大悟，我那樣抖了一天，怪不得全身痛。
爸爸不再回家之後，媽媽惶惶不可終日，天天哭，她說不知道如何一個人過日子。她十八歲認識他，一年後結婚，吵吵鬧鬧六十八年，忽然一夕之間沒人吵架了。她半夜發line給他：「老頭子，你這個無情無義的，連一句話也沒留給我」、「老頭子，你好嗎？」……我從來不知道他們感情那麼好。爸爸未讀。
媽媽的記憶力、理解力、聽力急劇下降，我帶她奔波醫院，失智鑑定檢驗師請她寫一句完整的話，她歪歪扭扭的寫下：「我想回家」。
爸爸最後幾句話也有一句「我要回家」。
爸爸這一年有返祖現象，他完全不吃麵、不吃水餃，早餐連饅頭、吐司都不吃，他只吃飯或米做的蘿蔔糕，問他原因，他說「我們老家只吃米飯、沒有麵食」。他已離開老家七十多年了。他有時很困惑：「我現在在哪裡？」媽媽說「我們家啊」，他還是困惑：「我怎麼不認得？我怎麼來的？」他也曾問媽媽：「我到底幾歲？我怎麼覺得我九十四歲很久了。」
他們那個年代所謂「外省人」，很多人身分證上的生年月日都不是真的，有些人連名字都改了，當時「流行」把名字從三字改成兩字，爸爸是把兩字改成三字。人要有多害怕，才能這麼毅然決然將自己從故鄉土地狠狠拔出，在異鄉抹去一切資料，從零做人。而這樣的人當年將近兩百萬。
我父是這兩百萬人之一。「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寫這詩的是文天祥，他是正氣歌作者，歷史英雄。我父不是，他是時代裡的螻蟻，是惶恐灘、零丁洋裡一捏就死的蜉蝣。他一生膽小，他當時到底面臨多大的威脅，讓他不得不倉惶地挑著五石棉花、一籃雞蛋離開老家，船到台灣時，還一度被擋在基隆港外海，不准靠岸，他怕全船遣返，跳船游泳上岸。那年他十九歲。
爸爸膽小，他怕地震、怕參加喪禮、怕死。我不能想像他年輕時敢跳船。
他要逃，因為他家是「地主」，是共產黨要殺要鬥的對象。所謂地主只因家有祖傳的幾畝薄田。他們家靠海，據說水是鹹的，地是鹹的，空氣也是鹹的，種不出什麼好莊稼，我曾在他老家嘗過一株「蒿草」，這草也是鹹的。田這麼貧，全村都窮，他們相對富有，所謂「富」是有糧食可吃，爺爺奶奶是做豆腐的，一斤黃豆可以做三板豆腐，兩板付給賣黃豆的人，另一板就是爺奶的勞力所得。每年過年總會有人來「走親戚」，跟他家拿糧食。有餘糧分享，表示他們家真的比較富，村裡的私塾也是他們家請的教書先生，附近孩子大大小小一起上課。
2009年，我們三姊妹送爸爸八十歲的生日禮物就是陪他回老家，街上掛著「X斤黃豆可換Y斤油」的招牌，他們仍在「以物易物」。小時聽爸爸說，他在離開老家之前，從沒看過「錢」，不知道錢是什麼東西，當時我覺得不可思議，現在懂了。爸爸老家門口是一條河，我們回去時，看到一條小船拴在岸邊，但是不能划了，小河已長滿了草。滄海桑田，爸爸解嚴後第一次回老家，是坐船在家門口上岸的。沿河蜿蜒的是長長窄窄的土路，兩旁種著瘦瘦高高的洋槐，還有幾棵柿子老樹，掛著幾枚熟透的、像黃燈泡的果實。他的老家、他的故鄉，對我來說，是異鄉，充滿「異國風情」。
那天，他坐在堂弟兒子剛蓋好的新屋裡，非常欣慰：「現在日子好了，大家都富了」，他們客廳只有一張方桌和幾個塑膠凳，家徒四壁，怎麼是富？爸爸跟我們解釋，「能蓋上瓦房就是富」，以前是草房。他家以前號稱富有，也不過是草房。
他指著遠方綠油油的高粱田，「那就是我出生的地方」。爸爸的出生地，主要產物是高粱、棉花、包穀（玉米）。我翻弄路邊的雜草，發現它們居然是毛豆時，驚喜地跟爸爸說：「不會再鬧饑荒了，大家不會餓肚子了」。
爸爸比媽媽幸運，沒有真正餓過肚子，但他離家之後為了吃飯曾挨過耳刮子。他在來台之前，曾寄身在鎮江警察局，因為一手漂亮的柳（公權）體毛筆字，得到一份文書工作，第一天上班去同仁餐廳打飯時，一個警察摑了他一耳光：「你憑什麼來這裡吃飯？」每個時代都有欺凌幼弱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沒有那麼壞，他的長官帶著他一起吃飯，沒有再挨打。小時聽我父說這事時，我覺得那記耳光彷彿打在我臉上。
爸爸來台之後不久，就進紡織廠當小工，認識了也在紡織廠工作的我娘，生了五個孩子，早夭兩個，他去世時已當曾外公，我們家四代共十人，全部大學以上畢業，其中有三個是美國名校博士。爸爸一生連一張文憑都沒有。我小六時教我第一篇古文的是他，〈鄭伯克段於鄢〉，是《古文觀止》選自《左傳》的一篇文章。我十七歲的生日禮物是《詩經》。
我們在等加護病房時，我跟他說，「你真的很了不起，從大陸到台灣，什麼都沒有，現在子子孫孫都堂堂正正，沒有一個需要你操心，多好」，他想了三秒鐘說，「我這生沒有遺憾」。現在回想，蒙他垂憐，他在給我們解脫。
他是有憾的。但他和我們都無能為力。
爸爸重男輕女，送葬那一天，我感受到了他的悲哀。環繞爸爸棺木的是我母、我們三姊妹及我女兒。禮儀師事先來問「長子到了沒」，我們說「無子」。棺木要移往焚化爐時，移靈的人請「長孫」捧遺照，我對大女兒說「就是你」，她立刻出列，站到前面去。我以前常開玩笑說我們家「人丁單薄」，後來才知道男為「丁」，女為「口」，我們這些女人連一個「丁」都不是。爸爸進了焚化爐之後，我們在台灣的沈家這一支沒有「丁」了。
身為獨子，沒有兒子，這成為他的最大傷心。他們家傾全家之力讓一支血脈到台灣，與他一起來台的叔叔、嬸嬸，體弱多病，以幾乎自絕的方式死去，以免拖累一脈單傳的他，而仍然是絕後了，香煙斷絕。
爸爸死後，我們沒有焚香燒錢，因為我們從小就聽他說「女人燒的錢，祖先收不到」。這樣的信仰若是真的，何必燒香？這樣的信仰若是假的，而他相信，更是何必？他真的香煙斷了。
爸爸否認他重男輕女。在那個貧窮的年代，很多人把女兒送給別人當養女、童養媳，就算留養在家，最多也只讓她們讀完小學，就要去做工賺錢。但我們家從來沒有人講過「女兒念書沒有用」、「女兒是賠錢貨」，媽媽痛打我們常常是因為我們念書不夠用功。爸爸曾帶還在念小學的大姊經過北一女，慎重告訴她，「這是你以後要讀的學校」，後來我們三姊妹、我兩個女兒都念了那學校。
爸爸沒有重男輕女，但女兒注定了不能延續香火，他曾在面對我為他做的一桌盛宴前，不自覺地嘆息：「女兒再好也沒有用」。
他的絕望是那樣明明白白。那時我已五十幾歲了。我自小強悍，他的朋友總說「可惜不是個兒子」，我很想讓他知道女兒更好，但他嘆氣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永遠不能彌補他心裡那個大洞。他的絕望變成我的絕望。
但能怪他嗎？他從小在這樣的香煙瀰漫下長大，祖先就是這樣教的，小時的印記一輩子刻骨銘心。他也想改變，他每次回老家都說時代不一樣了，希望他們重修族譜時，把女兒列入，否則在共產黨一胎化之下，若生的是女兒，那一家人的血脈就消失了。直到他去世之後，我大陸堂哥用微信寄來族譜，我看到我父名下載明我們三姊妹的名字。
我曾經很崇拜他。在台灣經濟起飛時，他與朋友在員林開了一家手套廠，風風火火，有時候大半夜還在出貨。1970年代，連續兩次石油危機，加上台幣大幅升值，他們那個本來就是薄利的外銷工廠倒閉，他五十歲出頭就退休了。五十歲，他覺得自己可以「養老」了，是啊，他的父祖叔伯幾乎沒有人活過五十歲，他不知道自己後來可以又活四十年。他等於半生在「養老」，而我也是惶而恐之地怕「子欲養而親不待」，每周休假都帶他出去用餐、郊遊，但除了江浙菜之外，都不合他胃口，最後連我女兒都吃膩了。
他越老越想他的老家，想再回去看一次，他當時已坐輪椅了，我們姊妹也不年輕了，都退休了，我試探地問：「如果回去，可不可以不要像上次那樣撒錢、請那麼多客？」他斷然地說「當然要」。我很想說，我的勞保年金一個月才兩萬元出頭，而且現在我們不論怎麼一擲千金，在大陸都已不再是個數字了，他們真的都富了。我畢竟把話吞了回去，但也沒敢認真規畫他最後的返鄉之旅，因為我沒有能力讓我父衣錦榮歸。
我們只是普通人家，勤勤懇懇而已。
爸爸最後的心願，我沒有完成。
弟弟過世時（是的，我們家曾有兒子，那是一個傷心故事），我二十歲，第一次去捐血。弟弟生前開刀用了一袋血，我覺得應該以血償還。爸爸過世後，我也去捐了血，雖然他在醫院才剛掛上血袋幾分鐘就離開了，但是，一袋血，就是情，我無以為報，希望未來用到我血的人，能夠健康回家。
爸爸，女兒沒法燒香，以血祭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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