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出訪爆發隨行特勤官員趁機走私香菸的醜聞，國安局長彭勝竹第一時間請辭，因此外界均稱之為「國安私菸案」。但國安局人員頗不服氣，頻頻放話強調涉案者隸屬總統府侍衛室，非國安局管轄範圍，應改稱「總統府私菸案」或「侍衛室私菸案」才對。如此枝節的「正名」爭議，暴露總統維安警衛體系紊亂、事權不清，成為紀律死角。奉派保衛元首者理應是千中選一的菁英，但近年屢傳醉酒、不倫、吸毒等醜聞，都與管理結構不當有關。
維護元首安全的特種勤務依法由國安局主管，下設「特勤指揮中心」，局長兼指揮官；乍看似是維安核心，真正管轄範圍卻僅及特勤人員的一部分。特勤中心設兩名副指揮官，一由總統府侍衛長兼任，另一名專任負責中心業務，業務也一分為二：總統貼身隨扈由侍衛室編組「官邸警衛室」擔任，官邸庭院維安則由憲警大隊守護。特勤中心真正指揮的特勤業務，只有當總統出門，動員其他軍憲警執行「聯合警衛」，才出面協調參與單位。但總統府亦可由侍衛長跳過特勤中心自行安排維安，這次出訪即屬此例。這次私菸事件懲處，除彭勝竹外，皆屬總統府侍衛室，無其他國安局人員。
儘管執行任務時由特勤中心或侍衛長指揮，但人員的管理與獎懲，又由各單位自理，沒有人可以管到所有參與維安的單位。特勤中心歸國安局管，官邸警衛室的上司是侍衛長，乃至總統府秘書長。支援特勤業務的憲警因身居「天子腳下」，憲指部乃至國防部根本鞭長莫及。
如此紊亂的結構，有其歷史因素。民初軍閥混戰時代，將帥身邊都要保持一支絕對忠誠的「親兵」，更要避免被某一部屬專攬而形成安全威脅。國安局直到民國八十七年才制定《特種勤務實施辦法》，一○一年才制訂《特種勤務條例》；但面對勢力龐大的「官邸」，仍不敢隨便碰觸。尤其，國安局是情治體系之首，歷任局長的選任均從情報專長考量，但又要兼管與情報無關的維安業務；結果雖掛名特勤總指揮，卻不負其實責，總統府侍衛室與特勤中心「兩頭大」、事權分散。
職權不清的不僅國安局，總統府侍衛室也如此。侍衛室負責總統貼身保鑣，但正、副侍衛長卻非維安專業，而係一般兵科軍官，被視為總統「欽點」人馬。這些人回到部隊或警界，皆注定飛黃騰達。即使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但總統府內部事務始終不脫宮廷性格；諷刺的是，標榜反威權的綠營，執政時濫用特權情況甚至更嚴重。扁政府時代，替吳淑珍推輪椅的羅太太都可領取特勤加給，還有上校武官已升少將卻藉故留在府內不就任之事。這次的私菸案也暴露，蔡政府任內官員藉機大買私菸，情況遠比扁、馬時代嚴重。
要改革這些弊病，首先須將元首的特勤維安業務專業化。特勤中心應由國安局分出，與總統府侍衛室進行功能整併，類似美國的密勤局，成為全權維安單位。侍衛室則不再負責總統警衛業務，僅保留府方與軍方聯絡的參謀角色，名稱也應由封建味十足的「侍衛室」改為「武官室」。
在元首維安機構專責化的同時，也應該建立特勤人員的專業化，總統不能任意安插私人進入特勤團隊。無論如何，必須確認特勤人員是「從道不從君」，是根據體制保衛「國家元首」而非「特定元首」，更不是一旦擔任維安隨扈就變成受寵的「家臣」。
國安局與特勤中心的分立，特勤人員避免「家臣化」，都是台灣民主化必要的一步。遺憾的是，卻因個人擴權或媚上逢迎等私心，故意受到忽略。蔡總統宣稱要「徹底檢討陋習」，究竟是真有改革意圖，或僅是嘴上隨意敷衍，實則仍不願放下「權盡其用」的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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