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天下雜誌邀請聯合利華前執行長保羅波曼（Paul Polman）來台演講，我有幸在晚宴場聆聽提問，得到許多啟發。波曼先生在二○○九年接任執行長後，帶領公司不以極大化短期獲利為目標，而要以社會和商業的長期利益作為營運目的，訂下更具挑戰性的永續發展目標，積極開展外部合作來投入永續行為。
他改變了公司慣有的運作方式，不再公布季報預測，也不發短期績效獎金，把主管績效評估的標準都訂在長期的表現上，引導大家不做短線思考和操作。長期下來，在他帶領下的聯合利華獲利狀況還遠遠超越同業和大盤，又同時在企業社會責任上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被金融時報譽為傑出執行長。
後來他出書闡述正效益（Net Positive）模式，呼籲企業要思考在氣候暖化的迫切危機下，只努力淨零（Net Zero）是不夠的，要更大膽地採取正效益思維，不要只把企業營運的負值目標訂在零，而要提升到正值，對環境和社會有積極幫助才行。簡言之，不要只是少做壞事，而要多做好事。
他在演講中提到全球當前面臨最重大的兩個問題就是環境危機和貧富差距。貧富差距不僅催化英國脫歐和川普崛起，也是各國內部社會不安定及國際間貿易開戰的重要原因，因為生活不如意的人覺得現有的體制對他們不公平，且看不到前景。
而環境危機則更是明顯。根據德國波茲坦氣候影響研究所四月的報告指出，如以守住二○五○年全球升溫不超過二度C為目標，各國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來發展再生能源的成本約六兆美元。但如未能守住此防線，二○五○年因氣候災害的損失約為卅八兆美元，占全球收入的五分之一。
因此波曼不解地問，當前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的全球經濟是花費在戰爭和戰爭準備上，人類當真缺乏智慧到這種程度？這些資源如能拿來減緩氣候和貧富差距問題該有多好。
不作為，就什麼都不會發生，也就是最壞的結果。知道狀況卻又保持沉默者，也是共犯結構的一環。公司往往擔心ESG轉型要花很多錢，但不採取行動的成本其實是更高的。
我在提問時請教波曼自己有時感受的無力感。我們酒店認真規畫並提高成本來和淨零的洗沐備品供應商合作，每房每天也只能減少兩公斤的碳排，但因為台灣整體電力結構碳排量高，因用電造成的碳排就很難有效下降。而俄烏戰爭到去年九月預估的碳排則有一點五億噸，把無數人及公司的努力成果完全打消。個別努力還有意義嗎？
他給了個很激勵人心的回答。第一，人需要希望，自己選擇為值得的事努力。第二，科技會進步。現在認為不太可能克服的問題，先以現在的努力延緩其發生，再等待科技突破來根本解決，所以永遠不要放棄努力。
我們現在創造GDP的方式是不斷鼓勵消費，超出了地球的承載量。我們常認為自己不是問題製造者，但其實我們都是。每個人、每個企業都該自問，社會有沒有因為我們的存在變得更好？人類可以製造汙染，當然也能消滅汙染。我們都知道問題，也有足夠資源和方法，只看有沒有堅持執行的意志力。
（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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