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說例外，是從行外看；真行內，這例外，正是種回歸。真教藝術，就知道：「藝術，是不行的人拉不起，行的人壓不下的。」
你只能這樣，將行的人聚在一起，相互激盪，以成就想像與傳奇……
談文化、談藝術，需要想像，需要傳奇。而說想像，說傳奇，是因有此才有嚮往，才好追求理想，才好翻轉生命。但想像、傳奇不能只是憑空杜撰的人設，它必須是在實然之上的突破或超越，換句話說，文化、藝術是一種「例外」──常例之外，要在常例中轉，生命的光彩就不可能。
談文化例外，美麗智慧的法國文化部長安瑞莉□菲里佩提（Aur□lie filippetti）曾在《世界報》發表過一份公開信，論述其存在的必要性：「這是一種有關政治秩序和哲學的信念，一個我們國家深深依慕的信念──文化跟商品不一樣，市場機制不具備評價文化產品特殊價值的能力。最直接的作用力，是一個國家如何感悟與表達自我世界的能力，我們不能在盲目的市場法則中拋棄文化，迷失自己。」
而這二十年，我就各以十年時間做了兩件可以一提的「文化例外」。
第一件是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的創立。
藝研所多矣！佛光晚出，經費又有限，不接則已，要接，就須出於格外，方有生機！
最初，校長龔鵬程相邀成立美學研究所，但禪既「以事顯理、以用顯體」，我乃以一句「美學是談概念的，藝術學是談作品的，沒作品就沒藝術」，讓立所宗旨回歸藝術學的原點。
而招生上，有一定作品經驗乃至於儼然成形的藝術家就成為首選，對這些人不須尋章摘句，口試於是成為考試最關鍵的一關。
口試，有一定主觀性，但幾個委員不同角度的主觀，就合成了藝術的客觀。口試，是直對斯人，不好隱瞞，有如禪的兩刃相交，在此也就留下了不少佳話，例如：
一位剛大學畢業的戲曲演員來考，我直接問他：「剛畢業也敢來考！？」「我七歲登臺，今年二十四了。」「既如此，唱一段、演一段吧！」戲曲是程式表演，功底最重要，他這一唱一演，高分錄取！
再有一位學生任職《壹周刊》，評選老師倪再沁直接一句：「狗仔也敢來考！」我看他攝影作品頗有文化情懷，也就續了一句「狗子也有佛性！」因這轉語收了他，而事後也證明收對了。
另有一位學生陪朋友來考順便報名，就以鋼筆在三百字稿紙上草草寫了論文大綱，但一進門，送上口試委員桌上的卻是「這是我最近收的董作賓家書」，董是冷門之人，收的還是冷門之人的僻冷家書，這種人不讓他來，誰來？收後，才知年紀雖輕，卻是當代收于右任作品最多的人之一，與諸方素有往來，還常接濟老藝術家，只是為人低調，外界不知。
這樣的口試活活潑潑，收來的藝術家也各有風姿，有僧有俗，有老有少，有軍有民，有現代有傳統，彼此激盪，研究所自然與人不同。
而能讓這些人在藝術路上猶有一轉的老師也非等閒之輩，戲劇的賴聲川、美術的倪再沁、空間的喻肇青、博物館的黃光男、文化思潮的洪孟啟、文物的吳棠海、人類學的袁汝儀，這些人哪有可能跑去礁溪上課，於是由學生跟著老師「到處學」就成了佛光藝研所的家風。像有一年，賴聲川導戲忙，配合他，一學期的課也就集中在一周給上完了。
這樣的家風哪裡是學校一般行政允許的，於是歷任校長總接到對口試、上課方式的「檢舉信」，但好在，這「例外」仍一直持續，佛光藝研所也就繼續提供了一個想像、一個傳奇，直到2012年我覺得緣盡而關後，許多人才發覺學校失去了一個最亮的點。
其實，說例外，是從行外看；真行內，這例外，正是種回歸。真教藝術，就知道：「藝術，是不行的人拉不起，行的人壓不下的。」你只能這樣，將行的人聚在一起，相互激盪，以成就想像與傳奇。
談例外，藝術所後，我又繼續了臺北書院，它不像藝研所般集藝術人於一堂，作逸於格外的光彩之舉，但面對的挑戰更大，輻射所及的觀照面也更值得一書。
臺北書院是郝龍斌市長任內，文化局長謝小韞的文化政策倡議。說是政策，是因有指標意義，謝是明白人，深知書院的文化屬性。說是倡議，是因近現代不曾有。
書院是中國傳統特有的教育機構，它是相對於「官學」的「民間講學」，談的是「立命之學」、「經典之學」、「人師之學」，有它不移的文化位階，由官方設立書院，卻須維持它民間講學的立基，這「官民合辦」，就有重點成規須突破。
突破之一，在山長的敦聘，因書院正以山長的生命風姿而立。
書院主持人叫「山長」，有這名稱，一因書院之設既受中唐釋道山林講學之影響，也多立於山林。而此山林，更就是區隔於「鐘鼎」的山林，若以鐘鼎凌越山林，則書院不存。於是山長只能敦聘，不宜遴選，更遑論政府採購法中的應試招標。
而既以山長為依歸，則書院雖盛於兩宋，乃儒家產物，由我這禪家主持，自當為「禪家之書院」。
禪之修行空間或為叢林或為蘭若，在此作「了生死」之直參鍛鍊，書院則在講學，雖仍不離生命體踐，重心更在文化傳承，也因此，已回歸禪家本務的我原無意於此，所以接，是因長年往返兩岸，深知臺灣自以為的文化優勢許多早已不再，而前期吸引大陸民心的主要就在古典傳承，晚近，這傳承上的自然溫潤仍可讓他們見到臺灣可貴的一面，書院正可以是在此的聚焦。而以禪空間作文化傳承，又恰可治大陸常見做大做滿、煩囂外求之病。
談禪空間，也是書院的出格之舉。儒家空間多直示義理，禪則疏曠靜朗，啟人返觀。而設計，自然就想到食養山房的炳輝。
禪空間是炳輝所長，食養山房是許多人談此的參照標竿，每年到食養的大陸設計家原不絕於途。
但真要做禪空間，書院就得有另個重點的「文化例外」：經營團隊的例外。
禪，以「無一物中無盡藏」，而「有花有月有樓臺」，唯空間一空，成本增加，就不符資本邏輯，日本許多禪空間因此昂貴嚇人，其實有礙禪簡樸的基點，臺北書院為具公共性的文化空間更不宜此，但一般消費卻注定坐滿還賠錢，可這正合我意。
合我意，一來是守住禪的基點，二來是可以徹底擺脫營利之疑。
文化當然可以帶來利潤，但利潤所在卻不能以文害義，不能「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何況是帶有神聖意義的書院。
注定賠錢，來的就須是有心人。而其實，即便不賠錢，團隊之選也須例外：山長敦聘，團隊招標，兩者就須磨合，一有扞格，書院精神就不在。也因此，注定賠錢，找個願意賠錢又以山長意旨為歸的團隊不僅必須，也是山長在定位、空間外，讓書院可以活生生存在的擔當與任務。
於是，由市長敦聘山長，由山長尋覓團隊，在這樣「文化例外」下的臺北書院就誕生了。而能如此，除開我的堅持，更得有市長郝龍斌與文化局長謝小韞所體現的識見與擔當。
當然，雖有這兩個「例外」，但這「逸出格外」的禪家書院能否真能體現書院的本質，真能在古典傳承、當代對應外，還成為大陸朋友的重要參照，就要落到「以事顯理」的具體作為了。
事之一，在「名」，這「名」，是立其匾。臺北書院以城市立名，為體現其位階，文化局原建議請總統馬英九題匾，但如此，「民學」意味就隱，在我堅持下，小韞另請了書畫家張光賓題字。
張光賓時已96高齡，腿無力，都以輪椅代步，題時，許是文化願力所致，竟站起身來一揮而就，隸書獨具風姿特難，他所寫卻正如此，也就成了書院的一道風景，大陸朋友對此事尤感興味，而故事既令人樂道，對書院的民間性、文化性也就有了時時的提醒。
當然，徒名不足以成事，名之外，更得提內容。就此，依立命、經典、人師之基點，書院分別從修行、學問、藝術、生活四條軸線開了相關課程。
修行是原點，直指生命之實參，禪更是直面生死的劍刃上事，而即便大陸如今向道者眾，臺灣在此也仍具特質，依此而立，既合禪家基點，更能讓大陸朋友看到臺灣的可貴。但禪家直截峻烈，一般人不見得就能相應，奚淞的禪觀、藍吉富的義學就在此做了接引。
學問，核心是儒釋道，中華文化在臺灣傳承的一個基底特質，就在「三家均衡」：儒家倫理一直是臺灣社會的基礎支撐，道家自然哲思深深影響著各領域的菁英，臺灣這些年來的生命安頓，離開佛家的復興也得不到了解。而大陸如今的文化復興，基本則只聚焦於儒家。
只聚焦儒家，於中國文化的理解是種失衡，更會引來副作用，正因此，我在長沙，也是唯一一次以文化為主軸的「兩岸文化經貿論壇」中，以「生命性與生活性──中華文化在臺灣傳承的幾個特質」作講演，最後以「在大陸這波的文化復興中，若只有儒家社會的、進取的哲學，缺乏道家謙沖的、自然的哲學，佛家空無的、超越的哲學，社會只會愈來愈緊張、愈來愈對抗」作結語時，乃深深打動與會的菁英尤其領導。以此，書院學問當以三家合參為依歸。
講三家，自然就找了老朋友辛意雲，他是錢穆的入室弟子，溫潤自成，從學者眾。
學問外，不能不談藝術。藝術是生命情性的有機聚焦，缺此，學問常就流於概念，而中國藝術既獨具風姿，更沛然大觀。所以美術史——尤其著重文人畫，請了倪再沁，書畫實參找了李蕭錕，我自己也開了中國音樂的課程。
當然，這些老師並非就只是長於一經一論的經師，儘管落點不同，真講，總及於修行、學問、藝術三事，老友杜忠誥的課更直接強調三者之合一。
這些課基本都在講堂進行，但談書院之學則還得有其生活性。
過去書院師生同居其間，是整體的生活教育，現在情況不同，但基點仍不宜廢，否則就難稱書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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