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政治人物緊張了,特別是擔任民代或公職時,到大學修專班而獲取博碩士者,擔心其論文被找到有抄襲之處,電腦大數據比對軟體越趨成熟,被爆料只是早晚。其實,除抄襲外,找人捉刀寫論文,或是偶而來上課就拿到學位,這兩件事比抄襲還可惡,是不容易被發現的「造假」!
其實,政治人物進修拿學位值得鼓勵,何以搞得人人自危?關鍵就在大學自治與自制出了問題,才會讓一些特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滲入權力,並巧妙建立了裙帶關係。記得過去,台大社科院有個默契,推薦書不宜來自政治人物,就為了避免審查的窘境;一旦有立委、部長、院長推薦某人入學或爭取職務,該怎麼辦?大學自治努力了卅年,很遺憾,到頭來仍無法自制。
在威權時代,大學人事無法自主,至於上課內容,至少在一九七○年代已少有黨國干涉了。當時社會系教授可以講授馬克思主義,也能在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問題是,中文相關書籍極少,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書,而一般人採購不易且價格昂貴,買一本書可能用掉五分之一的薪水,不要說學生,連老師都買不起。於是只能靠一些勇士去翻印,有了便宜的翻印外文書,不論是否看得懂,許多學生求書若渴,蔚為風潮。
很巧,那個年代在西方社會科學界,正是新馬克斯主義當道。於是台灣師生透過翻印書開始接觸這些知識,無形中帶動了知識界批判與解構的風氣。在解嚴前,此氛圍已悄悄在校園瀰漫,到了一九九○年代,教授治校與校園自主甚囂塵上。為了下一代受教權,大學擴張更具正當性,大量留學歸國學人進入大學校園,且因人文社會科學成本較低,增設尤多,相關科系與學生也快速成長。西方思維在這些條件下快速傳散,自由、平等之說遍地開花,台灣社會也就成為最好的檢驗場域。
「批判威權,解構權力」抄襲自西方並成為學界的命定,依附在此理念上的社會改造與學生運動逐漸茁壯,年輕學子把社會運動當作盛舉,如今這批人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不少成為民代或服務於黨國;換言之,角色互換了,他們從批判者變成了當權者。
這時,有人嘗試「批判威權,解構權力」,這些當權者跳出來說「當年我在對抗威權時,你人在哪裡?」訴諸過去「豐功偉業」來封住批判者的嘴,這不就是威權嗎?而這種心態,不就是以消費當年的「理念」來保有當下的「名位」嗎?當年的老國代,有人為剿匪抗戰流離失所數十載,乃至於家破人亡,晚年還得枕戈待旦。他們不也曾說「當年我在剿匪抗戰時,你人在哪裡?」
談到這裡,筆者發現,在求學階段,有人抄襲他人文章;在國家發展階段,有人抄襲西方思維、有人抄襲世代威權。此外,一些過去的改革者,如今卻恣意地將他人標註為反改革,則是造假的新威權!
看到這些年的變化,台灣的生命力似乎只剩下股市了(也可能造假),當學位被工具化,追求知識變成一個笑話;抄襲是露出水面的冰塊,造假才是尚未浮出的致命冰山。(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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