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1971年9月13日凌晨，一架三叉戟噴氣客機載著中共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家人從北戴河機場起飛，先向南，然後向西，再向北，緩緩地畫了一條漫長的弧線才轉向蘇聯方向，最後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裡。
從技術上，機（師）長潘景寅或是為了在華北雷達網中飛出一條等距的穿梭航線，或是為了避免機上人員過早覺察原定的南逃路線改為北飛，但作為林彪軍事生涯的最後一次迂回行動，連同兩個月前的基辛格訪華，「913」標誌著中共後五十年大迂回的開始。在她的百年之際，一個建黨之初的革命黨，如何向世界展現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套、內裡卻是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就顯得異常艱難。
一，大迂回
在歐亞大陸上可能不是最早、卻最出名的大迂回源自八百年前的蒙古人。在西征之外，為了征服南宋，忽必烈迂回至大理，蒙哥迂回到鄂州、爾後命喪釣魚城，忽必烈收攏了參與大迂回的左翼軍團的力量，成功發動了軍事政變奪取大汗之位。從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東方到1260年庫力台大會上被選為大汗，蒙古帝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形態，游牧民族的大迂回戰略從此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方向。
類似的，在中共百年史上，這樣的大迂回和世界歷史的轉向竟然重演。在前半段的五十年，正是因為數次成功的大迂回戰略，中共取得革命勝利，並且以不斷革命的姿態繼續向亞非拉的「中間地帶」輸出革命。
第一次大迂回，以長征為代表。中共不僅以從江西到延安的戰略轉進，避開了被國民政府殲滅的命運，而且毛澤東籍此確立了獨立於莫斯科的領導地位，還以避開正面戰場的迂回戰略，即「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在二戰中獲得發展，並且贏得了內戰。
這是中國革命的大迂回。但是，在革命道路成功迂回的另一面，也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另一面，卻包含了一個貫穿中共百年歷史、更深層面的迂回，從1937年毛主義形成的一開始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如果說馬克思最大的貢獻是把一個自古以來被壓制的底層階級塑造為一支可見的政治力量，並且將無產階級視作人類獲得根本自由和解放的唯一可能。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佔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對馬克思來說，這種共同佔有和共同經濟的共產主義是對黑格爾意義上市民社會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間矛盾的揚棄。
然而，即使德國的無產階級也如韋伯所說，有一種「政治上的庸俗市民性」，現實政治中無論容克階級還是市民階級或者工人階級都無法擔當政治上的領袖。韋伯身後的納粹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將德國工人和市民階級的庸俗市民性轉化為「平庸的惡」，那是對所有革命的仇恨，也就是一個極右政權的基礎。
在中國革命中，相對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普世烏托邦、相對列寧和斯大林所相信的一國條件下可以發展社會主義的特殊性，毛主義的差異在於拋棄新興的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而轉向動員中國龐大而古老的底層階級──農村地區的流民階級，以中共為體復興了中國傳統的底層政治。
這一底層政治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興起於唐宋之交、綿延至清朝中期的白蓮教，並以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拳運動等面目屢屢刷新的底層政治，長期以來被正統的儒家政治以「亂力怪神、吃菜事魔」所排斥和鎮壓。但因一戰結束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水滸傳》和類似文學在白話文運動推動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眾轉播，充滿造反、俠義、狂熱的底層政治傳統在馬克思主義的掩護下復活了，經由延安的理論家如艾思奇、陳伯達們與極大簡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哲學教條相結合，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毛主義理論和話語，很快征服了中共黨內的儒家知識分子。
這是毛主義「農村包圍城市」的歷史起源，後來卻以表面上結合列寧主義和儒家的儒家共產主義模式所掩蓋，並且簡化為「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的「三大法寶」作為中共最核心的理論資源，也是從「中國革命」到「中國模式」無論如何轉型都未改變的「三個身體」。
第二次大迂回，發生在中共執政初期，特別是1959年與蘇聯發生分裂以後。在剛剛獲得蘇聯援建的156(5)個項目、初具基本現代工業體系之後，面對蘇聯內部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平反運動、外部對美國的緩和企圖，毛主義的非理性狂熱出現了：對內先後發動「反右」和「三面紅旗」的極權主義運動，對外則以發動「金門炮戰」的方式測試美蘇關系。在此後幾年，毛主義「不斷革命」的激進路線逐漸升級為與蘇聯爭取第三世界共運領導權的競爭、「兩個拳頭打人」與美蘇較量的好鬥模式。
從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間，中共先後發動了「四清運動」、對印戰爭、中蘇論戰、文化大革命和中蘇邊境沖突。中共以極左革命黨的姿態，不僅在內部不斷革命，清洗官僚階級，塑造出一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而且不斷輸出革命。在全球化被冷戰分裂的時代，從金門到印尼、從中印邊境到中蘇邊境、從香港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從越南到歐美的「68革命」，形成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世界革命圖景。
二，轉向極右
但是，極左路線的高潮迅即帶來了終結。一方面，1968年領袖與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的數次接見、1969年「九大」的召開和軍隊介入的開始，既標誌著文革的勝利，也標誌著群眾動員的結束，和軍事領袖林彪政治地位的巔峰。但這一切狂熱都難以抵擋蘇聯迫在眉睫的威脅，中共被迫尋求與美國的緩和，後者也正急於結束越南戰爭。
另一方面，這些瑣羅亞斯德-白蓮教-義和拳式的狂熱，雖說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非理性，可以「善惡存乎一心」來形容，尚能被黨內儒家官僚們最低限度的理性所遏止。後者如林彪，以近於王陽明的「聖人之心如明鏡」的超脫和洞察發布了蘇聯威脅的動員警報（1969年一號令），雖然引發了毛的猜忌，卻也將中共拉回了現實政治。
這種令外界和同志們莫名驚詫的背叛和機會主義，卻是中國儒家政治從宋朝以來的傳統。如加拿大漢學家江憶恩曾經總結的，中國儒家文化和底層政治之間的落差毋寧是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的差異，也是儒家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說一套、做一套」的根源，不得不求諸文化現實主義的權變來尋求戰略協調。也就是後來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經常發現的「打左燈、向右拐」。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以及1972年尼克松訪華終於開啟了中共後五十年一個新的大迂回，盡管名義上從未拋棄馬克思主義，但是早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逐漸告別革命，走上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融合的道路。對中共來說，沒有什麼比維持黨的生存、比保持官僚階級的統治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了。
從此，中國在1971年10月加入聯合國和鄧小平在1973年底復出之後，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二十一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和十八大以來的劇烈變化。回顧其間若干歷史性事件及其意義，就能大致重現過去50年中共的大迂回，一個國家如何創造民族主義的軌跡：
1976和1989年兩次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在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看來，這些大規模公開抗議之前所存在的隱蔽、活躍、自由的公共意見是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重要動力。而政權針對這些抗議的鎮壓，則意味著他們放棄也封死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在建黨100年紀念日前夕，中共文宣罕見地重提1989年事件，足以印證此點。
1992年鄧小平引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放鬆社會控制，作為1989年鎮壓民主化的交換，進入了一個集體領導、且最高領導人有序接班的威權主義時代。但在以「讓一部分人先福起來」的政治承諾掩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之間矛盾的同時，卻從1990年代中期以大規模國企改革的方式消滅了整個工人階級，代之以農民工和派遣工。結果，一個逐漸成為最大世界工廠的國家卻不存在一個有組織、有意識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地位一落千丈；而自稱這個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則逐漸蛻化為代表壟斷資本的官僚資本階級。
圍繞1996年台海危機、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駐南使館被炸，中共開始煽動排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逐漸填補威權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在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隨市場經濟興起的同時，各種文化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潮也次第崛起，補充民族主義的內容。特別是，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畢業的胡錫進從巴爾干戰場返回之後，開始模仿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小報改造《環球時報》。在都市媒體興起的時代，《環球時報》也以都市報風格、以驚悚的地攤文學標題、以詭辯式的社論，成功地在1990年代的意識形態競爭中開辟了一個龐大的民族主義市場。當然，近年來隨著更激進的反美、反革命民族主義社交媒體的興起，《環球時報》的民族主義已經顯得落伍、陳舊。
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中共開始視公民社會為敵人、為顏色革命的主體，遂逐一發動了針對互聯網活動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派媒體和大學校園、獨立NGO、人權和勞工組織、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公民社會相關群體和領域的清洗。理論上，如盧卡奇所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目的，是公民社會的授權。而公民社會的授權既是將人的解放首先看作公民主體的結果，也通向政治權力的普及，即社會主義民主。公民社會的發展在這意義上，如同市場之於資本主義的中立性，是建立任何民主體制的前提。因此，中共對公民社會的拒絕和鎮壓，既是對民主發展的否定，也是對人的類解放的哲學否定。她從一個不斷革命、追求解放和民主的革命黨，變成了害怕所有革命的反革命黨，徹底走向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反面。
而歷史上，這種清洗運動曾經發生在193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迫使整個社會和知識分子群體發生轉向。在盧卡奇看來，它所平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以及改良主義路線，誕生了一種新的非理性主義，讓工人階級變得無助，讓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變得絕望，當然也讓大量年輕學生重新熱衷讀《毛選》，普通市民和中產階級們也都對社會秩序的任何變動極其敏感，仿佛個個都是訓練有素的審查官，充滿了膽怯的市民精神。最終，它將轉向「一個長期的、起初表現為『無辜』過程的頂點：理性的毀滅」，也就是盧卡奇所說的法西斯意識形態的興起。
雖然任何法西斯意識形態都是虛無主義的，連納粹德國也沒有多少哲學追求，但是，中共今天轉向的卻頗有一些新意，從中能夠看出一些擴展的努力。例如，當墨索裡尼選擇「羅馬法西斯」作為他的運動象徵時，是抽取了羅馬的「兩個身體」當中的軍事部分，羅馬公民原本分別生活在軍營和羅馬城中，法西斯主義試圖按照軍營生活重組社會原型，也就是反共和主義的極權主義。對中共來說，「三大法寶」的傳統或許暗喻了中共的三個身體：黨，軍隊，和聯盟。這三者的結合，對黨來說，與軍隊存在兩個身體歷史性的結合。民族主義的高漲無疑地有利於驅動兩者現實意義的緊密結合，形成類似1989或者1969年的團結狀態。
其次，中共發展資本主義的過去三十年和未來，與列寧當初面臨能否在一個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類似問題：能否在一個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瑪麗亞.喬納底曾經論證社會主義因為自我耗竭式的演進而無法持續，蘇聯後期的停滯和人民普遍的「躺平」證實即是生動的例證。在中國，避免自我耗竭的崩潰，如果要避免「脫鉤」，只能訴諸政治的「統一戰線」。然而，統戰的政治聯盟，是以毛澤東關於「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基本問題」為標准的，過去五十年投向西方和資本世界似乎也面臨著一個新的轉折，從而難以為繼。它所能做的，似乎只限於喚醒那些曾經輸出革命的中間地帶，並積極滲透歐洲的民主世界，在「一帶一路」的名義下，以基礎設施援助為交換，向亞非拉地區輸出威權主義的治理模式，從而導致世界範圍的民主衰落。
而最後，可能並非不重要的，支撐中共朝向一個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完成大迂回的，不止是傳統文化如陽明心學或者漢地佛教那麼若干要素，而是一個罕有的「文明優越論」。它看上去稍微不同於舊的種族主義，鼓吹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幸存且連續的軸心文明，而中共正在扮演這一特殊文明的先鋒隊，自然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可以解釋北京何以如此熱衷「夏商周工程」、熱衷各種本土智人化石的發掘，試圖為五千年文明乃至獨立的現代智人起源尋找證據。由此，中共將有貌似充足的例外主義理由，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辯護，從而逃脫民族國家應該承擔的公民平等和國際秩序義務，並且復活蒙古帝國。
就在2021年「7.1」前夕，也在英國G7會議和美俄日內瓦峰會之後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國際孤立，中俄領導人宣布《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這一情景仿佛1971年埃蘇友好條約的簽訂，彼時埃及和蘇聯的關系已經惡化，訂立友好條約只是印證而非挽救雙方關系的惡化。然後，無論五十年還是百年的大迂回似乎都回到了林副統帥當年的命運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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